漫谈．九｜被“忽略”的“新时代”正规化的理论铺垫与准备
以下文章获微信公众号“tuzhuxi”授权转载：
这是本系列第九篇，前面的文章覆盖了：
——“第一个三十年”（1949-1978），即建国后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二个三十年”（1978~2012），即“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
本文讨论新时代（2012~至今），如按“建国一百年”来划分的话，粗略相当于这一个世纪（1949~2049）里的“第三个三十年”（请注意，这也不是一个官方使用过或认可的表述，纯粹是为了便利）。
本系列文章也不代表官方观点，同时也不是按照官方的话语体系写就，纯粹只是本人的解读。笔者之前写到如何讲中国故事的问题时曾特别提到，具体应如何用多元化的话语和方式，针对不同的受众去讲述中国模式、中国故事。
本系列文章即可以被看作这样的一种尝试，它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要用一套有别于官方的，更加直白的措辞和表达习惯，去解释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路和正规化。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不熟悉中国政治语言体系（甚至包括体制内人士），花很多时间读各种文件、文章、讲话，但似乎总觉得还是读不透，吃不准。其二是“弦外之音”：每个政策背后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考虑的，这些考虑不一定会落在文字，也可能也不适合落在文字。但他们并不深奥，也不需避讳，只不过需要换个人、换个角度去讲。
所以，让我们尝试拨开厚重话语，去看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理论确立前的“准备期”与“发展期”
前面讲到，新时代之前，有一个理论的“准备期”，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漫谈（八）——“新时代”之前最后的理论与思想准备》）。特别在“科学发展观”这段时期，提出来许多的重大问题，但还不够系统，也没有全面的解决方案与思路，还构不成一个新的“正规化”（paradigm）。
然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前五年（即2012~2017年十八届党代会这几年）也是一个准备期。这段时期，陆续提出了不少概念，并成为后面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在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大部分人是觉察不到其重要性的，认为是不是就是提了一些新的说法。
这些概念逐渐积累，就是思想和理论的逐渐成型，“量变”发展到“质变”。尤其在初期，人们还看不到后面会发生正规化的转变与迭代。
以下介绍几个重要概念的陆续提出。恐怕是不完整、不系统的，笔者只举了一些自己有印象的例子，但足以帮助大家看到脉络。
1.2013年11月——“全面深化改革”。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的是全面深化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了不少改革的动议，有一些在当时受到很大的关注——譬如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当时认为是革命性的。此外，还有设立国安委员会、提出生态文明制度等举措，但没有提出一个“新正规化”，更多的是过去的一个延展、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具体任务（它要求在2020年完成所提出的改革任务）。笔者记得，当时的氛围是，人们认为这是“改革再出发”，其动能甚至可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它没有改变正规化，却是“第二个三十年”正规化的加强版和加速版。
2.2014年5月——“新常态”。新常态（“the New Normal”）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人们的视界及话语体系。朴素理解，“新常态”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速不可能再向原来那样每年都以双位数或者7~9%的高速增长了，要逐渐下滑，且长期如此。先有一个认识和理解新常态的过程，然后分析就更加具体了，例如提出“速度变化、结构最佳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提出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总之，人们要看到，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了，依赖财政刺激，过度利用生态资源方法发展经济，是不可长期持续的。这种发展还制造了一系列问题（除了各种透支资源外，还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甚至危及政治与社会稳定）。对一些传统产业（譬如房地产）依赖带来的弊端也显现出来。新常态，需要新的发展方式。
3.2015年10月——“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应对新发展时期的手段，在拟定十三五规划之前就被提出来了，且很快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这五大理念的包容性、延展性非常广，新时代的政治经济模式里的很多政策都可以用这几个词去诠释。譬如人们特别特别关心的“共同富裕”主题，就属于“共享”的范畴。新发展理念在十九大时写入党章，次年全国人大时写入宪法。提出来时人们大概没有感觉，但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4.2015年10月——“以人民为中心”。对人民的关注是中国党的核心价值。为人民服务。党员佩戴的胸章，上书“为人民服务”。
那么为何要重新提“以人民为中心”呢？其实就是回到“初心”，把“人民”这个政治基本盘重新明确的提到最高位置，成为一切的指导。确实，第二个三十年里，侧重追求的是快速发展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先把整体蛋糕做大。现在就要“重拾”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初心了。2015年10月五中全会的原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里，解决了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这是在2015年。相信大多数人在当时是看不到这个提法的历史重要性的。
“以人民为中心”，也是延续党一脉相承的传统的：
——“为人民服务”
——“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5.2016年1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可以。新发展理念的原则也很好。具体怎么弄？这涉及到调整经济发展根本模式的核心问题，是最好的政治领袖集结最好的经济学家及最好的经济领域技术官僚一起想出来的技术解决方案。在2016年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里，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提法非常的技术，而且有些过于晦涩，一般大众根本看不明白。而于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还有一个干扰就是与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及“供给学派”的说法非常相似，反而导致理解起来有点困难。
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其实就是笔者所说的“右翼经济政策”。为何叫供给侧经济学？因为它反对的是凯恩斯的“需求侧经济学”（demand-side economics），需求侧经济学主张通过政府主导的财政刺激来推动对社会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它与左翼政治是高度契合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开支扩大就业，解决更加广泛的社会问题。供给侧经济学则反过来，专注于降低税收、去除监管、推动自由贸易，认为这些才是刺激经济更好的手段。谁是供给侧经济学的支持者呢？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里根，到今天的特朗普（Donald Trump）。
中国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了“便宜行事”，不妨理解为针对“生产端”的改革。早期的表述就清楚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2021年11月24日《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里提到：
“——我国经济执行面临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壮大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是针对生产端的改革：那些代表旧经济、旧发展理念、内卷不适应新时期、脱离市场真实需求、缺乏并无助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造成资源浪费（尤其是生态环境污染，而且还内卷）、增加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风险、妨碍国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迭代的产业就别搞了，要“改革”掉。
我们再具体去看一些行业，就清楚了。
譬如房地产。国民经济过于依赖房地产。这个产业如此壮大，是多方面的形成，包括地方土地财政带来的激励，以及中国人置业及进行金融投资（及投机）的想法。这个行业会“挤出”其他行业，导致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生产端/供给侧结构失衡。而且它与金融高度系结，具有很强的投资、投机属性，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它对我们解决新发展阶段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帮助。它不能帮助我们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真正的强国之路。它甚至可能“劫持”整个供给侧（经济的GDP、地方财政、产业与就业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地产），因此必须加以改革。
譬如金融。金融也必须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刘鹤的文章里提到：
“——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治理结构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资本市场在金融执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这就是——金融要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当金融资源导向实体经济（科技、制造、服务）而非房地产时，它就在发挥（本来应有的、本源的）积极作用了。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框架下理解金融行业。金融工作的任务就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扶持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供给侧经济学有没有相通的地方呢？有的——要对那些可能影响生产端的政府政策进行限制——譬如“GDP主义”；譬如刺激短期就业、提升税收、满足政绩。这些政府行为可能扭曲供需关系，会使得一些需要逐渐退出的行业继续发展，甚至得以壮大，从而进一步扭曲、恶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时就需要进行引导，“不让”它们成为干扰供需结构的因素。
对于房地产而言，中央在2016年末就提出了“房住不炒”，是看到了房地产对于经济的影响；到了2019年7月末的政治局会议，更加明确提出，未来“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房地产是一个典型行业：它即涉及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新发展理念（“共享”）。对于这样一个对国民经济与民生有重大影响的行业，中央也是经过数年，才把各方面的考量统合在一起，形成清晰的一揽子政策（并且实质上已经上升为国策）。
其他一些产能过剩，且有严重环境污染的传统行业就更容易理解了，例如煤炭、钢铁、水泥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6、2017年11月——十九大及“主要矛盾”的改变。
在“第二个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来的。
直至2017年的十九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个经历了将近四载才发生的重大的改变！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
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文：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本质上是发展质量不高。在经济体系中，我们有些领域已经接近现代化了，有些还是半现代化的，有些则是很低效和过时的。现阶段，我国生产函式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我们主要解决的是量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
这就把“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以人为中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理念结合起来了。是集大成。放在一起，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以上并非穷列，但读者可以看出：
一、一个理论/思想/模式/正规化的形成，是有过程的。这个发展脉络是有逻辑的，也是可以通过各种公开信息充分还原的。
二、理论/思想/模式/正规化形成的最初，只是一些并不系统、并不完整的想法，逐渐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理论。在这些概念、提法、想法提出的初期，是鲜有人关注的（包括体制内），鲜有人对它有感知，鲜有人能看到它们的历史作用。但待它完成了量变到质变，汇聚成为思想、正规化，就会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根本理念与正规化，是所有人都必须要关注的。
但一切也有非常强的逻辑，都符合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诉求，并且更重要的——都特别容易理解——不仅仅符合党的政治传统与体系，也符合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直觉（moral intuition），还可以用我们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训练加以诠释与理解。
如果之前没有关注，那一点也不晚，就从今天开始学习吧！
下一篇，将介绍笔者心目中的，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些典型特征。
作者：兔主席（微信公众号：tuzhuxi） 原文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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