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出在羊身上？　山东“合村并居”掀拆迁争议

山东近期加速推进“合村并居”工作，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山东先行试点的菏泽、聊城、滨州、临沂、得州等地区，已经开始了大范围推行，其间却引伸出诸多流弊，引起激烈争议。
政府当然有政府的道理，一是配合中央“乡村振兴”方针，亟须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城乡长年此消彼长，农村沦为空巢，“空心村”居住人口已减少，社会组织散涣，三是当农村不复为工作生活的枢纽，连带导致土地浪费严重，以及建造基建的成本效益不划算。

纸上条文写得很合理，地方官员亦交代得头头是道，声称“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95%以上才能实施”合村并居。可是近日陆媒就连番揭发，强拆强迁的现象严重，轻则强制约谈疲劳轰炸，重则断路断电放炮仗砸玻璃，其间更是官官相卫，派出所和政府有默契，报警也没用。

搬走了人但搬不走运作模式

就当“蛮力征地”是个别现象，而发展也的确是硬道理，相信村民仍可以问问：官员口中的“发展”究竟是发展甚么？发展之下资源怎样重新分配？我要付出甚么成本和代价？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在“新乡土”公众号撰文，即间接触及这些问题。

首先，“以前农民在自己房子住得好好的，现在非得被强拆搬进社区”，这或许还可以说适应了就知有好处，配合国家发展，但贺雪峰就指出，事实是补偿不足、村民要硬食发展的成本：“（拆迁）还要自己出钱，搬进社区房子的品质差、面积小”。

其次，搬走了人但搬不走运作模式，本来住在当地的农民还是要回去工作，贺雪峰便说：“社区也没有可以存放农具的空间，距离承包地太远，之前庭院种植蔬菜也没地方了。”换言之，当局为迁徙而迁徙，完全没考虑过村民如何在新家园重建生活和生计。

农民子弟被戏称为“拆二代”

其三，政府补偿不足，生活成本上升，双重打击之下就很难避免要“食老本”，贺雪峰便总结道：“总之是搬到社区生活品质下降了，生产生活更加不方便了，还将原来计划到城市买房的积蓄用于买了社区品质很差的住房。”如是者村民可说是在无奈被迫的情况下，贴钱买难受。

诚然，钱解决得到的问题就不成问题，假如补偿幅度令大部份人都满意，徙置地点和配套基本齐全，就算有拗撬都不见得闹到变为全国新闻，于是接下来的题是：为甚么地方官不用钱去解决？

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再上一层楼，补偿不足之类新闻减少了许多，甚至有获足本补偿的农民子弟被戏称为“拆二代”，代表官方已发展出更为成熟的“土地流转”模式。实则除了现金和迁置，官员也可向村民提议换地、租出、折股等另类征用方法，毋须搞得大吵大闹那么难看。

钱解决得到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当地官员可能是怠政懒政“一刀切”，亦即所谓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但也有可能是这一次是没有钱去解决问题，反而是为了要钱而制造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就不点名批评：“某省搞的‘合村并居’这套东西，主要是由地方严重的债务危机引起的。”

事缘中央设下规划指标，平衡不同土地用途，温铁军口中的“某个沿海的发达省”就特意借由合村并居，名义上“拆楼还田”增加耕地数量，实际上就是换取在大城市的建设用地额度，投放于房地产市场出售以挹注政府库房。

由此可见，羊毛出自羊身上，合村并居争议所涉者广，下有基层治理弊端，中有省府推行过猛强烈，上有公共财政困境。以内地现行体制，政治上抑或财政上，终究都需要中枢党政机关加以调节，否则就会如温铁军所言：“如果这些比较凶险的趋势不去遏制，就挡不住地方政府‘拆村并居’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