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林毅夫・四】经济理论离不开在地现实　中国经验仍未被理解

2020年以来，疫情肆虐，全球经济低迷，大国博弈暗流涌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能否维持复苏势头，宏观政策应该如何发力，中美关系是否存在“脱钩”风险？
就此问题，《香港01》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受邀参加习近平主持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9位智囊之一的林毅夫。林毅夫认为：尽管中国正在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但如何令世界更多的人理解，还需做出努力。

香港01：我们有特别注意到的是，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此番比较多的提到了经济学理论，他说“（要）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您认为，目前中国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济发展理论？

林毅夫：就像十九大提出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套体系的特色是什么？我想它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发展是为谁发展？应该是为人民发展。也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在经济理论中长期以来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习近平也提了“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这个体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用中国话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种表现。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根据在当前情况下有什么，来考虑能做好什么来。所以我想习近平的思想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不断的根据现下中国的问题总结出来的。

对我们从事理论工作者来讲，尤其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最重要是形成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怎么样在世界上让更多人理解中国的智慧，这是我在做的一个努力。

香港01：您觉得中国现有的经济理论跟传统经济学理论部分还有什么区别？哪个部分还需要加强？

林毅夫：我想跟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最大区别是传统理论都是来自于外国，这些理论当然反映一些人类社会的基本共同规律，比如说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像古典经济学所谈的“人会对价格信号有所反应”等，这是描述人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原理。

但是在基本原理之下所形成的理论，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总结，譬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分工和自由市场”理论，是对英国在16至18世纪经验的总结；譬如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economics），它是来源于解决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当时存在大量失业，如果按照自由市场理论，放任市场自发的作用，价格降低并不能刺激大量没有就业的人群的消费，也不能刺激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企业的投资，经济无法从危机中走出来，必须靠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消费和刺激投资，经济才能恢复均衡。

总之，国外的理论主要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或是为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这些理论也就必然以其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价值等为前提条件。当这些条件发展变化，理论也就随之变化，例如，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到了60年代出现滞涨以后，凯恩斯主义又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

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的特色，是来自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总结或问题的解决，能够比较好地反映中国的现实条件，和在这个条件下经济的运行、发展、转型的规律。因为中国在变化，世界也在变化，要实事求是的话，事本身是在变的，所以理本身也必须不断前进，这是永无止境的。

目前，需要加强的是怎么让外部世界理解，因为现在的话语权都是在发达国家，这也是我主张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做的努力，只有让人家理解，才有办法跟人家分享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