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剧今解・大明王朝1566｜强大中央的另一面

在上一篇中，主要概述了嘉靖与海瑞之间以及清流派和严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在《大明王朝1566》中，还有另一股不容低估的力量，那就是以吕芳为首的宫中势力，由此也诞生了吕芳、冯保、黄锦、陈洪和杨金水等性格鲜明的不同太监形象。

在剧中，嘉靖不止一次面对严嵩、徐阶说过，吕芳只是个奴才，但实际上作为掌印太监，吕芳等人的权力有时候甚至压过内阁，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宰相”、“皇帝”，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嘉靖反复说“他们只是奴才”，但严嵩等内阁依然要对这些“奴才”毕恭毕敬的原因所在。那么以吕芳为代表的宦官阶层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做大做强的？这就要提到明朝最为后人诟病的宰相制度之废除。

据正史记载，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明太祖受了这个教训，从此就废止宰相，不再设立。朱元璋还说，以后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事后来看，与其说是因胡惟庸造反而废宰相制度，不如说胡惟庸只是做了助推器。从汉武帝时期一改之前“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权力递增法则变为皇帝直接任命，到隋唐时期宰相的职能被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瓜分成了分权制，再到明初直接废除宰相制度以分流相权及健全权力机构中的监督机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与当时的政治形态和经济关系是相适应的。用钱穆的话说，“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之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放在更长历史长河中看，不管政治制度如何具体变化，但自秦王朝以来，有一个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从来没有变过，那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和一个强大的中央，朱元璋废止宰相制也是基于这样的初心。另据历史学家葛剑雄的统计，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清朝结束，中国“统一”（即基本恢复前朝疆域且保持中原地区相对太平）的时间不过950年，占这一历史阶段的45%，而分裂时间则占55%，可见维持大一统国家并不容易。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也即一个强大的中央，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这一点，即便帝制被终结，发生了李鸿章所谓“三千年大变局”，也同样适用。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政治和文化有清醒认识的人。在2014年推出的著作《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开篇即呈明了中国政治的现实。“五千年来，中国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但反者道之动，这也是历史规律。废止宰相确也带来了副作用。一方面是皇帝事必躬亲，工作无比沉重，于是只能设立内阁作为“秘书处”来分忧，这相当于给宰相“披了个马甲”。另一方面就是前面提到的宦官势力的做大做强，因为最初皇帝还亲自到内阁议政，到后来就懒得去了，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皇帝有事交付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作为“中间桥梁”的宦官，很快便成了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大明王朝1566》中，事无巨细的呈现了“皇帝—宦官—内阁”之间的微妙关系，也以杨金水、冯保、黄锦等人的遭遇揭露了此一群体内部斗争的惨烈状。也因为这样的变化，整个国家机器随时面临瘫痪的风险，导演和编剧也通过多次直接预警，来表达对政治稳定性的担忧。

高阶政治的变化往往也会直接反映到地方上。在剧中，导演和编剧多次用“媳妇”来表现地方官员的两难。比如当嘉靖问吕芳胡宗宪像谁时，吕方说，“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还有两次出现“媳妇”，是严嵩对胡宗宪自称媳妇、徐阶对嘉靖自称媳妇。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从历史照进现实，强大中央的另一面，便是复杂难解的央地关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开篇一章就写道，“一方面，维持大统一的国家必然要求维护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另一方面，中国之大又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日常运作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历史上，央地间的权力平衡需要各种制度去维护，一旦失控，王朝就可能分裂甚至覆灭。小说《三国演义》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头，正体现了这种平衡之难。”“如今，央地关系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宪法中。现行宪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了国体和政体，紧接着第三条便规定了央地关系的总原则：‘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这并不新鲜，也历来为执政者所重视。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写道，“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充分调动了地方和民众的积极性。今天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多次写入中央文件，比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即写道，“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在任何体制下，权力运作都受到两种约束：做事的能力及做事的意愿。前者取决于掌握的资源，后者取决于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中央角度看，自然是希望“既要又要”，既要一个强大的中央，也要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但落到地方上，却很容易衍生出“不作为”、“等通知”、“不愿意负责”等现象。这一点，在疫情以来这几年的地方官场尤其明显。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此前在接受《香港01》记者专访时，对比了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社会学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关于变通。当时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之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说，政策不管好坏，到了地方上之后，没有能够真正落实下来，因为中间很多变化，很复杂，也有人认为这本身就是改革的动力和前进的一部分。但这些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就是一个政策明明不合理，不符合实际条件，但却能贯彻得非常有效，以往的‘变通’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层层加码。”

为什么会这样？项飙归结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治理的高度技术化，原来的治理主要还是靠人，比如说中央和地方的讨价还价，官僚内部的利益分配，有这些人的因素在，但现在因为技术化程度非常高，整个官僚体系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精确的机器。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性社会的力量变得非常弱，原来一个政策下来，地方性社会包括官员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不管是走样还是打擦边球，或者说抵制，至少在‘动’、在组织，但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意愿了。”

透过《大明王朝1566》，权力运行的惯性和两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