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生、台湾制造的《周处除三害》 为何能冲击大陆市场？
2024年3月，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大陆爆红，不仅连续多日拿下单日票房冠军，总票房更在17日冲破5亿人民币，击败《沙丘2》，成为台片在大陆票房的历史第二高。
有趣的是，《周处除三害》并不是主旋律片，也不是明星聚集的大制作，更无关大历史、大政治等严肃议题。电影剧情讲述恶名昭彰、通缉榜排名第三的杀手陈桂林（阮经天饰），因为误以为自己罹患肺癌、不久于人世，想在死前“干一票大的”，所以先后找上了排名前二的另两名通缉犯：“香港仔”、“牛头”林禄和，计划在铲除两人后自首，做一个除三害的“当代周处”。
过程当中，陈桂林意外拯救了被“香港仔”长期虐待的继女程小美，并在追寻“牛头”时误入邪教“新心灵舍”，经历沉迷又惊醒的认知起伏，最后枪杀化身教主的“牛头”，接著又将其他执迷不悟的信徒屠杀殆尽。电影终场，陈桂林向警方自首，并在狱中平静接受枪决，迎来死亡。
平心而论，《周处除三害》的“反英雄”叙事并不少见，其制作成本也称不上“大片”，却在大陆引发了现象级观影热潮，著实罕见。就连本片导演、出身香港的黄精甫都坦言，“这部电影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能大卖的作品。现在有这样的成绩，当然感到非常意外。”
事实上，如果从市场与政治的角度来看，《周处除三害》的爆红既有题材因素，也是时势使然。
香港风格的大尺度动作惊悚片
回顾2023年，11月《周处除三害》在台上映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舆论回响，虽然票房不错，却远远谈不上爆红；角逐第60届金马奖时，虽然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7项提名，最后却只有“最佳动作设计”这一奖项入袋。以上两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周处除三害》的本质与市场定位，也为这部片在大陆的后续爆红提供了线索。
首先，无法在上映的第一时间引发大量讨论，是因为台湾观众对《周处除三害》的电影氛围、叙事风格、议题处理不那么有共鸣，说得更直接，这不是台湾观众熟悉的传统台片。
综观现在的台湾本土电影市场，动作喜剧、恐怖片、爱情片可以说是三足鼎立，以《周处除三害》为代表的动作惊悚其实相对弱势，片中的一些大尺度表达更不是台湾导演的习惯手法，而是非常明显的香港电影风格。这当然与导演黄精甫出身香港直接相关，事实上《周处除三害》也是黄精甫执导的第一部台湾电影，但香港黑帮警匪片的味道、黄精甫的个人风格依旧强烈。
而有了“香港出生、台湾制造”的基础认识，就能理解《周处除三害》为何会得、也只得了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对于曾拍过《江湖》的黄精甫来说，用镜头语言呈现动作元素不是问题，只不过黄精甫的作品存在另一个容易被诟病的点：“视觉过剩”，也就是视觉效果大于角色与叙事。
当然，视觉与叙事从来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香港电影也向来不乏“视觉过剩”的表达系谱，只是如果导演功力不佳导致操作失衡、升华失败，难免会让作品沦为情节苍白、只剩裸体与尸体的不知所云。平心而论，黄精甫的某些作品确实就有这个倾向，过度的血腥暴力、冒犯性画面，既无力在文艺领域建立口碑，也没能在商业市场获得回报。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黄精甫近十年少有作品问世。
而这次的《周处除三害》，同样存在“视觉过剩”的问题。只不过以黄精甫自身标准来看，《周处除三害》其实已在尺度与表达上相对收敛，而正是这份收敛，平衡了过往“视觉过剩”的失控狂放，也成就了这部片的商业性。简单来说，《周处除三害》是一部大尺度的动作惊悚片，却又不至于让观众完全看不了，而正是这种“有商业性的大尺度”，让《周处除三害》在大陆爆红。
观察微博、豆瓣、小红书、知乎对这部片的讨论，虽然各自重点不同，却都呈现大尺度刺激后的亢奋，包括阮经天作为“反英雄”的桀敖不驯、邪教总部被血洗的行刑式屠杀、王净被“救风尘”的软色情呈现等，都引发了广泛讨论。而这又可以切出两个有趣剖面。
首先是被“大尺度”冲击的市场环境。《周处除三害》之所以吸睛，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不少大陆观众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看过这么“生猛”的电影，血浆喷溅、以暴制暴、主角极恶。而这种情绪的诞生，其实不离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以及制片方、编剧们为求顺利上映的不断自我审查。
例如片中的邪教议题、屠杀场景，基本上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都是需要收敛再收敛的呈现，战争片或扫毒片或许能够豁免，但安排主角恶意驰骋、大开杀戒，基本上已是当今大陆电影相当罕见的呈现。另外，《周处除三害》刚好在春节档之后上映，对于刚被正能量、阖家欢洗礼的观众来说，大尺度的叛逆被反衬得格外鲜明，当然增加了《周处除三害》的吸睛度。
再来也不能排除负能量的宣泄需要。这当然不是《周处除三害》的独家功能，而是现代人为了排遣压力，必然会在娱乐影视产业追寻的“自我疗愈”，甜宠剧就满足了这种刚需，《周处除三害》也发挥了类似作用。
对部分大陆观众来说，进电影院观赏《周处除三害》，看著陈桂林枪杀教主、血洗邪教，自然就会有种爽快带入感，不论是作为打工人，想一吐被甲方压抑的怨气，或是困于生活围城，想崩坏裂解一切的狂躁心灵，看著邪恶的陈桂林处决更邪恶的化身，为生活而愤怒者就此寻得了暂时共情。当然，处理厌世的愤怒是人类的永恒课题，就像《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也时常语出“这个污浊可叹的末世”，只不过一千年前的平安时代流行出家，现代人则能有更多排遣方式。
整体来说，刺激的大尺度、负能量的排遣，是《周处除三害》能在大陆爆红的两大直观原因。
两岸疏离下的“台湾”元素
但还有一个原因，潜藏在电影生产环节里，那便是“台湾”作为背景的特殊性。这部分既有欣赏好奇，也有凝视异域的猎奇。
对多数大陆观众来说，台湾电影基本等于“小清新”，不论是校园爱情，还是都市喜剧，总之与大尺度、大场面等词汇无缘。但《周处除三害》明显是个神奇的例外，虽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部片并不是传统台片，不过对大陆观众来说，《周处除三害》就是台湾电影，而一片小清新中突然冒出了狂傲不羁的孤品，还集黑帮、邪教、软色情等元素于一体，当然会形成话题。
另外从网上讨论来看，虽然部分观众大赞“现在只有台湾能这么拍”，却也有部分大陆观众通过这部片，收获了“围观旧社会”的优越感。在后者看来，《周处除三害》中呈现的台湾，是个治理失败的丛林社会，警方无能、黑帮横行、邪教林立，坏人彼此炼蛊，愚人共同沉沦，简直无药可救。
而后一种优越情绪，很大程度来自近年的两岸紧张与疏离，也就是在中美博弈、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政治对立下，部分大陆舆论出现了“逢台必仇”的现象，不仅在知识结构上持续巩固台湾等于“落后边陲”的价值判断，也在论及台海议题时持续高喊“直接武统”。说得更直接，少部分舆论的潜台词几乎就是：这座岛集恶之大成，既然不愿统一、也已经看不到未来，不如直接打烂重建。当然，这种论述既与北京政策不符，也不是舆论场的主流声音，但两岸的持续疏远，正让类似论述越来越有情绪出口。
从现实视角来看，《周处除三害》呈现的当然不是完整台湾，就如《隐入尘烟》呈现的也不是完整中国，两片都是基于情节需要，挑选并设定了适合表达主题的特殊背景。但部分曾经咆哮《隐入尘烟》丑化中国者，却在这次共鸣了“《周处除三害》等于完整台湾”的叙事，认为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已经堕落腐化为东亚“西西里岛”。
类似的台湾联想，还有认为《周处除三害》是用邪教情节讽刺民进党洗脑台湾选民、用“香港仔对小美”影射美国把台湾当禁脔。当然，电影本就会刺激观众从不同角度探索故事，因为摄影机看似客观，其实时刻在为主观服务。导演便是以此调动人心、操控观感，通过情节递进、场景切换、镜头语言，玩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理解和认知，让观众的同情从一个角色转向另一角色，而观众自己却对操弄浑然不觉。
基本上，《周处除三害》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因为广大观众都与极端极恶的陈桂林产生了共情。只是观众的探索与联想偶尔也会跳说导演的原始安排，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把《周处除三害》与台湾政治进行联想或许就是一例。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民进党轻治理、重内宣当然是事实，执政后滥用网军攻击异己、颠倒是非更是事实；只是从黄精甫个人的创作系谱来看，《周处除三害》作为继《复仇者之死》（2010）后的“善恶三部曲”第二部，明显承继了导演关心的既定议程，要处理宗教、善恶及人性的问题。
根据黄精甫自己的说法，2010年《复仇者之死》获得第33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文本哲学”奖及“最佳导演”奖时，自己就已产生拍摄三部曲的想法，希望能更深度探讨善恶、人性及宗教等主题，《周处除三害》的原初槪念则始于2011年。基本上黄精甫即便真的有意要借邪教情节影射民进党，或是像有的解读所说，用片中的“香港仔对小美”影射美国对台湾，这些恐怕也只是小支线、小玩笑，无关电影宏旨。
而从笔者自己在台湾舆论场的观察，不论是2023年10月上映后，还是今年3月大陆爆红后，认为《周处除三害》是用邪教情节影射民进党洗脑台湾人的说法，其实都非常稀少。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明显是今年3月大陆观众产生相关解读后，在抖音上发酵形成话题的结果，这背后当然反映了近年两岸关系的每况愈下，以及大陆民众对民进党执政糟糕却还能在2024年胜选的不可置信。
而抖音发酵后，这种解读当然也传回了台湾，只不过更多是被以“大陆观众认为《周处除三害》有影射台湾政治”的方式传播，至于这种解读在台湾舆论是否已经形成市场？恐怕还不明显。其实多数台湾观众对邪教情节的反应，还是集中在感叹邪教害人上，亲友深陷其中者尤其刻骨铭心，恨不得能有个陈桂林来“替天行道”。当然，部分大陆观众也希望有一股力量“替天行道”、歼灭民进党，只是这种期望或许与台湾观众看完电影后，希望的“替天行道”、歼灭邪教版本不同。
但也就像黄精甫这次在《周处除三害》成功操作的自我平衡，用极致荒诞抗衡阴郁颓废，用行侠仗义缓冲凶悍极恶，不管观众是出于什么心态走进电影院，各种力量的相互碰撞，最终都反映在了票房的丰收上。无论如何，《周处除三害》是一部登陆成功的台湾电影，且各种天时地利人和成就了这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