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刘士余首提落马大老虎篡党夺权　中共不再讳言政治罪行？

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小组会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言，指十八大后查处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孙政才这些位高权重的人，形容他们牵涉的案件是“阴谋篡党夺权”，令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赞扬总书记习近平有政治智慧，果断处理有关案件，消除了对党和国家的隐患，挽救了国家和社会。

一直以来官方基本都是用“贪腐”定义落马官员。特别在诉讼过程中，起诉、定罪都使用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刘士余此言引发外界关注，这是首次有中共高官公开宣称内部存在“阴谋篡党夺权”的人物存在，似乎沉寂许久的中共“权斗大戏”又有了舞台和剧本，然而此类阴谋论故事在目前权力结构稳定的中共内部其实难以再掀起多少风浪，而“篡党夺权”的说法在中共的5年反腐中其实已经早有其脉络存在。

官方正式罪名通报从未出现“篡党夺权”

从对周薄令孙等人的问题通报中，从未有出现过“篡党夺权”的说法。

薄熙来：“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令计划：“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保密纪律”、“违纪违法获取党和国家大量核心机密”。

孙政才：“毫无理想信念，背弃党的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泄露组织秘密”。

而以上人物的这些政治问题都没有被官方具体公布，其问题当然也远非经济贪腐问题那么简单，以至于外界传言演绎不断，诸如薄熙来篡权、周永康称王、乃至刺杀习近平的说法在十九大之前都甚嚣尘上，炒作中共权斗乐此不疲。由于反腐直接涉及到人事处理，这种阴谋论调就更为突出。

政治问题的“毒”便是“篡党夺权”？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上已经提到的“五年来，我们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实从侧面证实了中共党内曾经存在相当大的政治隐患，而清除这些隐患其实也早有其脉络。

然而实际上近年来，中共反腐的一大重点就是党内政治规矩和政治生活问题，要求党员必须“坚持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与此配合的是官媒舆论也公开了不少政治上反腐的说法，2016年11月30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了王岐山10月31日在政协常委会议上的讲话。王岐山称，“清除了党内‘阴谋家’、‘野心家’。”2017年1月1日，官媒《求是》刊发了习近平2016年10月27日在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近万字讲话全文。习称中共党内存在“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违背党中央决策部署另搞一套，不讲民主集中制，独断专行、自行其是，搞‘家天下’‘独立王国’，最后政治野心膨胀，搞政治阴谋活动。”，“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对于落马的孙政才，官方通报就是“毫无理想信念，背弃中共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中共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而那些言而未明的政治问题，在官方总括来说便是一个“毒”字。在重庆，孙政才因为清除薄、王遗毒不力转而变成的孙毒；而在军队系统内则是架空军委主席郭、徐遗毒。此次的“篡党夺权”或许是这些遗毒中的一味。

“团团伙伙”的下一步自然是“篡党夺权”

19日上午，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渡在记者会上称中共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而他更提到18大以来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43人，中央纪委委员有9人。

这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比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腐败省部级高官总和都要多。

而从周永康的石油帮、四川帮、秘书帮以及到政法系统的权力交织；到令计划的西山会；以及徐才厚郭伯雄架空军委主席卖官鬻爵的军队贪腐窝案。每个被抓的高官背后至少与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捆绑，每个被抓高官利益链条上还有难以统计的更低层官员被一同处理，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窝案，而这就是习近平在之后所不断提及并打击的“团团伙伙”和“山头主义”。

从中共的反腐动态能够看出，习近平与执行反腐风暴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触动了太多权贵利益集团的奶酪，引来不择手段的疯狂反扑也在意料之中——这其中自然就包括“篡党夺权”，而这种团团伙伙、山头主义的具体行为，如果超越党内的路线之争，则必然是对现任领导人冲击甚至颠覆。

再“一鸣惊人”的刘士余：震慑中国污浊的政商关系

今年初，内地富豪肖建华从香港被带走，至今杳无音讯。当其时中国富豪人人自危，外界多番留言揣测。到了2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全国证券期货工作监管会议上“一声惊雷”矛头直指资本大鳄：“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对散户扒皮吸血，要有计划地把一批资本大鳄逮回来。”由此，中共便逐渐揭开了对金融市场利益集团的严厉打击，其后刘本人也多次在公共场合讲出不少金融领域的“重话”。

而这次刘士余在中央金融系统分组讨论会的场合上讲出“篡党夺权”的说法也未必没有其背后考量。

今天早上，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杨晓渡在记者会上才仅仅称其坚决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利益集团，严肃查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而刘的一番重话则是这些人“阴谋篡党夺权，令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虽然说法严厉，但是从证监会主席的口中说出，其政治意味相对较轻。

然而我们有不能忽视中央金融系统分组讨论会这个场合，明显是在金融反腐和保证金融稳定的局面下之警号。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上便已经提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而过去一段时间，中央密锣紧鼓整顿金融业，这股风潮亦吹至民营集团，万达、安邦、海航、复星这四个民营企业集团都先后受到“吹袭”。除了因为在不同领域各有影响力之外，亦可能与他们踩上一些政策“红线”有关。

利益集团催生寡头政治 中共将大刀阔斧政治政商关系

与中国古代不同，现代西方政治学对不仅承认利益集团的现实存在，而赋予他们合法地位，允许其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透过影响政府决策来保障其自身利益。然而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不断积累经济资本的资本家阶层一方面入党增加政治资本，一方面用自身经济实力围猎官员影响施政，官商勾结乱象加剧，出现了相当一批“白手套”、“红顶商人”，更有甚者如辽宁贿选案一般骑劫政治体系运作。官方目前有意整顿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关系，随著中共领导层警告干部“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红线时代”或者经已来临，而刘士余的一番重话又会否在金融领域掀起政治风暴尚未可知。

似是有心，有似是无意，“篡党夺权”这四个字便从一个并不大直接相关的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口中流露了出来，自然会催生外界无限的联想，而权斗之说当然既有媒体市场又能够迅速而简单的解决迷雾之下中国内部的复杂权力结构分配问题。

这其中自然有中国政治长期不透明的根本原因，然而此次刘本人证实“夺权”说法却能反映出中共的宣传话语体系正在逐渐透明化，同时更有意愿将中共历史上存在的政治斗争与反腐权力分配问题作出区分。而关于孙政才的审判与定罪相信是外界在十九大之后相当关注的热点话题，也许在十九大之后会再有更多消息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