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邓时代】改革开放四十年政商关系纠缠　党建反腐成整顿契机

今年7月内地政商界有两宗大新闻，看似互不相关，实则微妙体现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经济发展与党政机关主导如何不密不可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绩无庸置疑，同时却衍生贪腐积弊，以至由2012年十八大至今，临近十九大前夕，五年以来中共仍未敢宣称反腐打贪已经大功告成，官方宣传依然只说“永远在路上”。

第一宗是中共中央于7月1日修订《巡视工作条例》，首度明文要求巡视组监督“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并于“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和“违反组织纪律”两项，新增“结党营私”、“团团伙伙”、“任人唯亲”等字眼，标志反腐目标由“经济打贪”转入“整顿政治生态”，显示中共试图由党建层面入手，根除腐败之源。

第二宗是7月中万达集团老板王健林宣布变卖旗下资产，市值高逾630亿于人民币。官媒于交易前后点名批评万达，指控该企业举债作海外并购，转移国内资产，万达随之暂停“走出去”，承诺集中投资中国项目。《多维新闻》由此推测，官方可能有意整顿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关系，随著中共领导层警告干部“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红线时代”或者经已来临。

初期需企业家冒险精神

有评论就万达卖家产一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商关系现实：“想要获得利益，是无法规避与政治的关联——在中国大陆，官员无论职位大小都可以影响到商人获利的多寡。”然而，中国商人一旦靠近政治却难得善终，前车之鉴多不胜数。对中共而言，一方面现行体制导致“商人天然地和政治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当权者却似乎再不容忍官商勾结，有意扭转“不公平”现实。

例如南德集团创办人牟其中发迹自1980年代，属中国商界“教父级”人马。他在2000年因“商业犯罪”入狱，信用证诈骗罪成，判监16年，去年9月底出狱。然而却无人能确切讲清牟其中失势原因，只能猜测其生意手法大胆，不怕举债借钱，惯于一切“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结果从首富变成首骗，资金链断裂，致使本人身陷囹圄。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需要企业家富冒险精神，不断冲破体制樊篱，牟其中之类商人应运而生；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内外交煎，改革开放几至停顿，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重上轨道，亟需进取企业家贡献，以助经济发展及政权稳定。论者常引“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句，用来体现时代所需，“野蛮生长”亦成商界主流。

可是，学者萧功秦指出，针无两头利，中国改革开放作为市场化过程，由党政机关引导，故此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其间常利用本身特殊关系和地位从中渔利，继而随时间推移固化与垄断化，形成结构问题，亦即“近水楼台效应”，由此产生各种矛盾，例如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及朋党式腐败。

近年中共推行“制度化反腐”

有见及此，自习近平接掌总书记一职以来，中共掀起反腐运动，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中央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相继落马，至近年则宣称要标本兼治，实现“制度化反腐”及“自我监督”。萧功秦对此予以肯定，认为中共“通过克服官僚主义”，“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不但可以赢得民心，而且可以树立中央权威，为大幅度改革做好组织准备。

至于具体细节，过去两年中共推出多份政策文件，尝试达成“制度化反腐”，如去年10月六中全会以“从严治党”为主题，通过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确立中纪委“垂直管理”，指定由上级纪委主理案件查办和干部提名事宜，同级党委不再主导纪检工作，由此巩固纪委机制以统一事权，去除“双重领导”之弊。

到了今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明言“政治巡视”为工作重点，此因“廉洁、工作，群众纪律”等问题皆源于党建薄弱，组织涣散，“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引出7月修订《巡视工作条例》；与此同时，中共正建立监察委制度，由同级人大选出监察委，同级纪委及政府监察部门则并入监察委，合署办公，承继六中全会所定改革主调：统一监督事权，厘清制度责任。

纪委系统工作调整进展如火如荼，是在贯彻“制度化”原则，中共央央将在十九大前后推出相关纲领式文件。以巡视组为例，目前其成员虽然常由纪委干部组成，但现行《巡视工作条例》仍订明由各级党委设立巡视组，承担巡视任务。既然纪委系统实际已接收巡视组工作，那么未来为整合资源，遵从统一事权大方向，似乎由纪委直接包办巡视组，亦非意料之外。

根治问题有待治理体系改革

尽管为消除经济发展副作用，“制度化反腐”为重要手段，但归根究柢问题症结在于政商不分。即使在十八大后，新一批企业家同样周旋于政商之间，最终下场惨淡，如车峰为前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之婿，由服装生意老板变为中港金融界名人，单是数位产业收益便高达61亿港元，至2015年6月遭中国当局立案调查，海外博闻社宣称：“车峰不仅涉嫌涉巨额洗（黑）钱，更涉嫌向西方情报机构出卖情报。”

改革开放差不多四十年，中共政权似乎明白单靠针对官员一侧的“制度化反腐”不足以竟全功，必须重新检讨政商关系。至于近年举措，有在政界打击“利益集团围猎”，也有在商界大刀阔斧对付“踩线”企业，万达困局即为一例。然在目前的条件之下，现行资源分配有赖政治庇荫，政商不分属“天然”常态，要根治问题还有待中共启动治理体系改革，如实现司法公义以对治官商勾结，反腐打贪只会是其中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