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开启“后邓时代” 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新起点
邓小平去世至今已然二十年，但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香港，某种意义上来说都仍然在延续邓时代所留下来的思想方式与政治结构。然而目前的延续之下又存在大量的矛盾与冲突需要解决，于中国来说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狂飙猛进之下所造成的政治体制失衡以及社会矛盾加剧；而对于香港来说，则是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之下如何实践与延续的争论。
这首诗蕴含的哲理引人深思，将其运用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迄今的五年中国变化，亦颇为恰当。这五年间，无论左派、右派，还是海外观察者，在中国政治的认知上，既越来越分化，各种猜测和分析不绝，然而又呈现出普遍的不解、迷茫和困惑。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他们都身处正在快速形成的时代洪流之中又缺乏一套能克服主观局限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被动地受庞大而复杂的时代身影所束缚，只能从各自立场或者习以为常的简单方法看到中国的不同面向，难以洞悉全貌。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迄今，中国已在邓小平时代的影响下运转了三十多年，香港也已然回归二十年，特区政府管治屡受挑战，深层次政经矛盾未解，中港磨擦加剧，近年更是纷争不断，远有23条立法争议及国民教育风波，近有雨伞运动、旺角骚乱以及DQ风波。港人对中共的敌意日益加深，了解则愈发表面化。港人要么早已习以为常日渐犬儒，要么固化了一套观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既定视角。可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一些此前看来司空见惯的规则正在被不断打破，一些本已成为历史的东西似乎亦在回归，一些曾被视为政治、经济风向标的观测方法突然失灵，无论是普通港人、资深的立法会议员还是港府高层，或者由于“身在此山中”的局限，或者未能感知，或者囿于视角，往往都有看不清时代变化之困惑。在日益推进各个领域重构的中国，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形成。
邓小平的时代
回看邓小平时代，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系统阐述了自己有别于毛泽东的施政主张，这也使得中国正式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当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和文革灾难的主要原因，他提出全国的工作重心必须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在邓小平接掌了中国权力后，他迅速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通过平反，通过恢复高考，通过土地承包所有制，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缔造了一个中国人感受到的“时代”的来临。但正是这种改革，却造成了很大的腐败空间。一些人通过特殊渠道以“计划内”价格购买商品后，转向“计划外”市场出手，从中赚取利润，这个现象后来被称为“官倒”，这也是“六四”爆发的原因之一。
中国虽然在80年代“苏东波”的民主化浪潮之中得以喘定，然而却在六四的一夜之间成为了镇压本国民众的政权，被国际舆论千夫所指，更背负起延宕至今近30年的历史负累。此后的中共政权便不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同时亦在社会主义路线和政权合法性的政治上饱受质疑。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执政党和国家面临的危机已经丝毫不亚于邓小平当年。在党内，不单政令不出中南海，而且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盛行，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被架空，九大常委各自为政的“九龙治水”几乎酿成分崩离析的局面。在国家层面，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遗留和积累的矛盾不断发酵，经济风险、环境污染和社会压力都大幅攀升，贪婪和腐化更是前所未有地吞噬发展成果和人心，另一方面受制于积弊已深的官僚系统，执政党非但难以实行有效改革，反而陷入“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的困局。至于国际环境，同样严峻，除了因中国崛起挑战世界利益结构和政治秩序而招致的阻力外，地缘政治博弈和恐怖主义危机日趋加剧。
为此，习近平作为中共新生代领导，自上任之初便发起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腐行动。迄今为止，不但一再打破“刑不上常委”等过去数十年的政治惯例，拿下包括周永康、孙政才、苏荣、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在内的超过两百名老虎和不计其数的苍蝇，其中因腐败而倒下的将军甚至比抗战时期还多近百倍；而且在治标之后主张治本，改革纪检领导体系和巡视制度，进行监察委试点，以及颁布和修订包括《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内的十多份党内法规。
不单如此，党建工作还被提升到一个十分醒目的位置。五年来，习近平等中共最高层厉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借鉴毛泽东时代的经验，推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党组、改革共青团等一系列举措外，还强调“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等“四个意识”，给主要权力机关和政治局委员、常委等高官立政治规矩，从而有力强化党的领导，克服十八大之前的党内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为了让崛起的中国找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适位置，习近平改变了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变得更加积极有为。尤其是在维护国家安全主权方面，中共强调底线意识。先是顶住去年南海仲裁案的压力，利用菲律宾领导人更迭的契机，透过撬动杜特尔特这个支点，改变南海地缘政治格局，让南海仲裁案彻底沦为“一张废纸”。接著又迫使和蔡英文通话、挑战“一中”的特朗普在上任后快速回归美国的“一中”原则。
而这种底线思维之于香港管制，则是在于对港独的不容忍与对一国两制底线的不妥协。邓小平开启了中英之间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也由其一锤定音，由拟定到实行至今逾三十年。期间官商共治结构未曾被撼动，中港政经环境急剧转变，再加之官僚部门欠缺政治意识，将宁左勿右的思维带入香港，加剧港人与中央的对抗冲突情绪，中央对港政策以及一国两制的实践在习近平任内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即便如此中央仍维持制度大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亦按所需因时制宜，港人亦不妨对十九大之后的治港政策与实践再做观察。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去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被确立为中共继毛邓之后领导核心的习近平，正在一方面创造性的继承邓小平时代所遗留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亦在对邓时代对中共、政府以及社会所滋生的负面效应进行调校，并确立新的理论方向。这也是为何2012年以来不少曾经研判中国政治屡试不爽的方法论逐渐失灵，一些左派、右派和海外观察者感到日益困惑的原因。因为他们立论的基点还停留在邓小平时代的逻辑之下，仍还未洞悉时代发生的范式转移。所谓后邓小平时代非但不是否认或者贬低邓小平时代，而是根植于时下中国的内外现实的改造与继承。这既是时势使然，亦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
我们不妨在结尾再看回《题西林壁》这首诗，细细品来却又会这是一首意趣颇妙却又细思无理的诗句。作者在看过千面庐山，或峰或岭或沟或壑或或平缓陡峭何尝不是其呈现方式，而作者竹杖芒鞋行至庐山的西林寺，行经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沿途的所思所想又岂能说这些并非庐山之面目？正如在这些大论述之下，我们的日常仍会见到中国在逐渐收紧的言论管控、仍未平反的六四和在痛苦中煎熬天安门母亲、以及至死仍未中国囚徒的刘晓波。而你所见到的中国、外界所叙述的中国，这些都是理解中国的面向，这些面向之中更包括香港的存在本身。《香港01》在十九大期间提出“后邓小平”这一概念，自也是期望为读者再多开辟一条观察中国、理解中国的视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