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国术”的缘起 当下跟“武术”到底有何分别？｜说史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及至近代又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曰“国术”。久而久之，“国术”就跟“功夫”、“武术”等符号趋同，甚至被视为“传统武术”的代称。
既然两者的意思一样，为何当初又要创造出“国术”这个牌头，并指令各地的武术组织沿用？在武术文化以外，它还有甚么政治与历史的涵义？
由民间体育到“强国强种”
中国的武术文化早在战国年间便已经出现，当时被称为“技击”，意谓在战场使用的攻防格斗之术。后来武术的技法慢慢流入民间，并增添了文娱艺术的元素，故在汉代又名“武艺”。
至于“武术”一词，则是出在南朝太子舍人颜延之的诗作《皇太子释奠会》，其中有言：
大人长物，继天接圣。 时屯必亨，运蒙则正。 偃闭武术，阐扬文令。 庶士倾风，万流仰镜。
故此，武术的内容从来都不止于拳脚搏击。而随着时间推演，武术文化亦愈来愈偏重民间发展，官方组织很少对它进行过整合或宣传，反是采取一种近乎贬斥的态度。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令到“武术”的定义长期处于混杂状态。
及至清末年间，上流社会对武术的观念开始改变，梁启超便曾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写过一部《中国之武士道》。该书提到中国的武侠文化自古有之，他们的道德价值观亦与主流思想一脉相承。透过学习武侠的行事准则，国人将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在这种新思想的主导下，武术不再被视为下三滥的民间玩意，反而跟“强国强种”的民族愿景日益扣连——“国术”一词便是由此诞生。
按照武术史学者杨祥全先生的考证，“国术”这个称谓最早见于1918年，当时的“上海第一公共体育场”设定了一个“国术部”。翌年，四川省又创办了“重庆冀蜀国术馆”。1920年，大东书局出版了武术学者吴志清所着的《科学化的国术》，象征着“国术”逐步进入公众视角。
当然，真正令“国术”成为社会共识的人，还是要数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张之江。他本是西北军方将领，曾因患病而半身不遂，却在习武后痊愈。自此，他认定练武可助国人除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实现“强国强种”的宏大梦想。他向国民政府申请成立“武术研究馆”，并呼吁将“武术”改称为“国术”。
最终，在他的军政盟友协助下，南京中央国术馆于1927年11月创立，“国术”正式成为了官方用语。此后，但凡由南京政府管理，或以中央国术馆为蓝本的武术机构，便大多沿用“国术馆”的衔头。而民众则日渐将“国术”与“武术”等同，至今未变。
政治与历史的产物
纵上所述，若果要严格遵从“国术”的词义，那它就不只是一项文化活动，而是在特定时空下的政治及历史产物。首先，它必须包含着“强国强种”的社会愿景，而这个“国”又特指“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不是单纯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在具体操作方面，它是要创建一个类近于日本的现代民族体育系统。事实上，当日梁启超所撰的《中国之武士道》，本就是启发自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所以“国术”不独是一个体育概念，更是一个教育体系。翻开中央国术馆的教程，便能发见它涵盖了拳械套路、摔跤、射箭，乃至各种传统武术知识。而一些与武术有间接关系的体育项目，如弹弓、踢毯、杠子等，亦同样囊括其中。套用内地学者马明达教授的话：
国术是一个综合概念，是国民政府对民族体育……的官方称谓……张之江所倡导的国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
总结来说，“国术”与“武术”的最大分别，是前者并不属于文娱活动；它带有明确的国家意识，要为社会培养出一班既能“保家卫国”，又能传承民族文化的“新国民”。
在这个内涵底下，国术界的运作便很难摆脱政府。一则，政府掌控着对民族国家的最大阐释权。换句话说，国术要服务的“国家”，基本上就是当时的政权。二则，国术教育所需要的资源，包括教材、器材、师资、场地等，全部都牵涉庞大的财政成本。除了上流社会之外，民间很难具备相应的办学条件。
因此正如上文所述，民国年间的大部分国术馆，如中央国术馆、两广国术馆、山东国术馆等，全是由军政精英出面筹办，再交予不同的武术宗师打理。从这点来讲，“国术”的定义似乎还应该加入“政府主导”一环。
昔日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既然“国术”与“武术”之间存在着明显界线，那现在的问题是：当下是否仍然需要坚持两者的本义，让它们不致混淆？而“国术”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观，又是否继续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对此，笔者秉持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
诚然，以国家为轴心推广武术，可以更快地让国民体认到它的时代价值，也能令武术的训练得到监管，减少害群之马出现的概率（其实这点还需商榷）。然而随着历史和政治格局的变动，对国家的理解亦渐趋多元，民族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也未必如过去般紧密。如果勉强将“国术”停留在最初的定义，恐怕会造成武术界的误解甚或分裂。
其次，虽然“国术”与“武术”本质上并无高低之分，纯粹是发展方向与营运模式的差别。但得到政府与其他名流支援的国术，显然会占据更大的话语权，而各流各派的习者，亦可能会就着国术的衔头发生争执。按《逝去的武林》作者李仲轩先生忆述，形意宗师李存义便曾经在某次访问中提到：
武术者，强身健体，国术者，保家卫国，可称国术者，形意拳。
结果这句话旋即引起很多人不满，以为李存义是要将“国术”称谓垄断，纷纷跑上门要求与他比武。
这个故事孰真孰假，现时无从判断。但它确实从侧面反映出，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国术馆必然会对不同流派有所取舍。倘若“国术”一词继续带有政治意味，那同样会加速各大流派的敌视。如果我们真想重塑“国术”的教育体系，或将之与“武术”保持一条泾渭分明界线，这些问题不得不考虑。
武术套路竞赛的历史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为武术运动制定政策，既希望继续发扬传统武术文化，同时亦想加强推广武术的健体及艺术功能，以此跟西方的竞技体育（如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舞蹈等）接轨。由是者，传统武术中较为普及的套路训练，就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表演赛事，并在1957年被国家体委正式列为比赛项目。
1959年，第一部《武术竞赛规则》出台，为套路竞赛的发展方针定调，即所有规则设计都要符合“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的艺术原则。往后数十年间，《武术竞赛规则》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例如在 1996年的版本中就增设了“创新难度动作”的加分。至于2003年推出的试用本，更刻意将难度分值调至3分，进一步提升高难度动作所占的比重。而比赛的主旨，亦从“难度大、质量高、形象美”转变成“突出竞技特色、提高艺术特色、鼓励发展创新”。
可以说，虽然套路竞技的历史不算长，但其变动与发展却不比其他传统武术逊色。为了宣扬并协调包括套路竞技在内的中国武术赛事，国际武术联合会（中文简称：国际武联；英语：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于1990年10月3日在北京成立，并在2002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
参考资料
杨祥全。2013。《津门武术》。中国内地：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明周、中华国术总会。2014年。《香港武林》。香港：明报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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