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社福】香港督导看内地限制︰NGO难做到独立自主

在香港人眼中，社工会帮助弱势，填补政策的不足之处，纾解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近年来，香港愈来愈多社会问题“爆煲”，中小学生精神压力大以致轻生、独居及双老长者失去社区支援、照顾者心力交瘁了结生命、虐儿问题无人发现令弱小生命逝去……不少香港社工忙于扑火，社会对社工的需求亦愈来愈大。内地的发展步伐虽与香港不同，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同样需要专业的社工和弱势同行，为他们寻找出路。然而过去十年，内地的社会工作纵使在政策支持下发展迅速，至今仍面对不少掣肘，有些社工的价值观和理念也未必能好好发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工作，和我们认知的社会工作有何差异？此文章为《粤港社工十年交流记》系列报道文章之四

黄国基自2010年起到深圳担任社工机构的督导及顾问，至今仍会北上参与，只是地点转了去广州及珠海。北上督导前，他在香港已有二十多年的社工工作经验，现时已退休的他，仍热心于内地社会工作发展。这十多年来，他见过很多内地社会工作与别不同之处，坦言有些事情纵然早已见惯不怪，能否接受却是另一回事。

内地社工站　需参与党建工作

他说以前负责的社会工作范畴是社区发展、青少年和就业，但在内地没有专门跟进某些领域。事实上，社工的工作并不只是跟进个案及协助案主从出了岔的路上走回正途，这部份只属补救性辅导或治疗工作，他们的工作还包括筹组小组及团体活动、社区工作、外展服务、政策分析等，并可按服务群体的需要倡议政策。

黄国基表示，内地近年也有发展不同项目，服务性质跟香港的社工服务相近，只是有些项目香港的社工不会做，有些理念也难以在香港实践。

去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提及社工站营运时“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确保社会工作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黄国基说：“今年开始社工站跟从‘党建引领’，意思是社工站由党员去引导和建设。在香港我们是不会这样的，不会说有个政府的政策要我们去推销。”

他提到，每个社工站具体怎样做党建工作并没有特定准则，比如有时候要做党的宣传工作，例如组织党员做义工，这些工作会否影响社工站的服务很难说得准，在政府眼中，这样做能更有效运用党员的能力和动员力，让社工站发挥功能，但显然和我们认知的社工工作不同。

《广州市社工服务站（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管理办法》指出社工站的服务包括补救性、支持性、预防性、发展性的专业服务：（一）补救性服务：针对陷入严重困境老年人、残疾人、青少年、城市流动人口、农村留守人员、特殊困难人群、受灾群众等重点服务对象，以帮助服务对象改善境况或缓解危机为目标，提供心理辅导、矫治帮教、犯罪预防、就业援助、社会救助、危机干预、权益维护等补救性服务。（二）支持性服务：针对陷入轻微困境的个体、家庭、群体等服务对象，以增强其应对所处困境的能力，提供社会援助、情绪支持、资源连接、认知拓展、能力提升、压力释放等援助性和支持性服务。（三）预防性服务：针对一般个体、家庭和群体等服务对象，以预防服务对象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和困难为目标，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支援、社会参与、社会融入、兴趣发展、文娱康乐、教育培训、人际拓展等事前预防性服务。（四）发展性服务：针对社区发展中存在的公共服务需求和问题，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国家法律政策宣传、公益倡导、公民教育等，提升社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参与公共事务能力等。倡导社区环境保护等公益服务，培育义工、慈善、互助等社区公益服务组织和骨干，提高社区管理服务参与度，促进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整合社区资源，构建社区支持网络，促进社区和谐健康发展，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社会工作和政治未必互相抵触，黄国基坦言，只要不涉及这些范畴便可以继续做，比如残疾人士服务。他又以拆迁来比较内地与香港的分别，在香港，社工可以介入事件，向居民讲解什么是集体参与、发声，但在内地，由于关系到维稳工作，社工可能要用另一套方法处理。

参与督导工作多年，他认为现时内地的社会工作环境仍不太理想。“在概念上、文件上、资源上也看到政府是重视的，但内地整个政治架构和制度，很难让社工有一个较大的空间或是自主工作的环境。”

他说，非政府组织（NGO）在香港是较为独立自主的机构，政府会提供服务框架，各个范畴的社福机构要达到某些服务要求，但政府不会干涉太多，每间机构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也可以自行成立创新的项目计划，相对较自主。

需依附政府　NGO难独立自主

“在内地，NGO很难独立，有个用语叫‘挂靠’，就是所有NGO都要‘依附’政府部门（如民政、团委），变相是有部门会看着你，限制较大。”内地现时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区内社工站的规划布局、项目设置及区级财政预算申报、政府采购、业务指导、日常监管、经费监管等工作。社工站有时要做一些配合政府的工作，例如会有信访社工、党群社工等，较难做到独立自主。

财政来源亦令内地社工站难以做到独立营运。香港社福机构的开支虽然大部份来自政府的资助，一般来说占约50至80%，但机构本身有其他收入来源，如项目收费等，故不会百分百听从政府的意见，即使政府方面有指引，也会抱持自己对服务的想法。

而在内地，社工机构或社工站均需透过投标方式来获得政府的合约，所有服务开支由政府提供，社工工资、项目活动费用、行政工作费用等亦包括在内，服务不能收费，在这制度下，社工机构和社工站均难以在财政独立下营运，亦无法发展出不需政府资助的服务。

再者，有些社工普遍认同的价值在内地未受重视，或是难以推行。黄国基表示，社工须优先维护服务对象，对他们予以尊重，以他们的利益为重。说到在内地做社工，黄国基一再强调并不是想说这是内地人的问题，也不是想说内地政府的不是，只是在现况之下的确限制了如何落实社会工作。

继续阅读︰【大湾区．社福】香港社工督导︰落实念受制社会环境，非人的问题【大湾区．社福】港不只培训角色　NGO法限制把服务带到内地【大湾区．社福】需求一直有　从跨境家庭做起　理顺协调工作

上文节录自第167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17日）《粤港社工十年交流记》专题报道中的《香港督导看内地社工　理念实践VS制度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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