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地达人．一】揭开“土地侏儒”遮羞布：修不到的《城规条例》
“棕地”问题缠绕香港数十年，为何特区政府至2013年才正式回应争议、到2017年才进行开发研究？——“‘棕地’这名字是我在2008年帮它起的。在我没有提出‘棕地’之前，香港根本没有任何名称来解释那些土地。你连名字都没有，政府当然不会重视。”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黎广德说，“一切都只得逆来顺受，谁叫香港是个无法伸展的‘土地侏儒’。”（“棕地达人”专访三之一）
“棕地”在世界各地有不同定义，在英美多数指闲置及受污染的前工业用地，在香港则是因农业活动衰落而改作其他用途的前农地。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原来在2008年以前，香港并没有“棕地”这概念，官方更是直到2013年才正式使用“棕地”这名词——用黎广德的话来形容，因为“香港是个无法伸展的‘土地侏儒’”，人们从小就相信“地少人多”的“真理”，统治者也以此为借口，漠视“棕地”问题，避开政治地雷，任由乡绅地主予取予携。
那么，在2008年之前，“棕地”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呢？
“在过去数年，新界的景致和环境出现重大转变。乡郊风景迅速消失，取而代之者是殊不美观的货柜存放站及废车堆放场……我们如要确保这些一度为本港风景区的地方环境不致进一步恶化，便须有所行动。”这番在2019年的香港仍然适用的致辞，其实是1990年立法局二读辩论《1990年城市规划（修订）条例草案》时，修例专案小组召集人范徐丽泰的发言。
事缘1983年“生发案”及1988年“永发案”相继确认，农地改作任何非建屋用途时毋须获得政府批准，从此有大量农地变成停车场、货柜场、回收场。港英政府于1990年提出修订《城规条例》，建议把具法律效力的“发展审批地区图”（DPAP）扩展至乡郊地区，以规管农地用途的变更；但该建议引起新界乡绅及地产商会、建筑师学会、测量师学会等专业团体反对，认为草案未能规管已用作贮物的农地，而前者最关注的赔偿方案亦未有定论。因此，草案最终没有覆盖当时主要由不具执法效力的“分区计划大纲图”（OZP）所涵盖的灰色地带。
漏洞百出的监管明显未能有效阻遏有关场地的扩张，根据本土研究社后来的估算，在1983年至1993年间，位于新界的港口后勤及露天存货用地，由276公顷倍增至560公顷。至回归前半年，立法局再度敦促政府制订与时俱进而全面的《城市规划条例草案》；直到回归后的2000年，特区政府终于提交《2000年城市规划条例草案》，以简化规划程序、深化咨询过程、强化规管制度。不过，由于草案仍然没有订明当局须就规划行动作出补偿，再度引起乡议局不满，由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担任主席的法案委员会最终以所涉事宜复杂、未有足够时间审议为由终止工作。鉴于立法困难，政府遂决定按上述三阶段“斩件”闯关，但自2004年通过首阶段修订后，由于乡议局不愿就赔偿问题让步，至今仍没有修例后续。但问题是，该阶段只简化了规划程序，即以更宽松的手法处理土地改作贮物及后勤用途，但相关的规管措施，却迟迟未能更新。
“《城市规划条例》至今未再修订，现在回头看，立法会也是……很失败的……”自2000年担任环保团体“长春社”主席的黎广德坦言，曾对首两任特首董建华及曾荫权处理土地问题有所期望，“因为回归后，土地都是特区政府自己的了，照理说政府和乡绅之间的张力就不存在了；而且‘改变’的势头颇好，政府还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想构建城市愿景，和商界、公民社会互相配合，大家都没什么矛盾。”
黎广德活跃于城市发展议题，即使出身泛民阵营，但仍于2003年获政府委任为“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策略工作小组”成员，又在2005年出任“策略发展委员会”成员，他亦因此深入探究新界农地的“端倪”。
研究海外城市发展的经历，令他较早接触“Brownfield（棕地）”的概念。在吸纳有关经验后，他率先于2005年12月起草《为全民建设关爱及宜居城市》文件，并在策发会辖下“社会发展及生活质素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中，建议当局应优先处理三大议题，包括改革城规体制、改善居职分离及“修复新界地区受破坏和欠缺管理的地带（即后来所指的“棕地”）”。
那场由时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举行的会议是怎样的？官方有否接纳相关建议？“棕地”的概念又是怎样被正式引进香港的？请继续阅读：《【棕地达人．二】揭开“土地侏儒”遮羞布：听不入耳的“策发会”》及《【棕地达人．三】揭开“土地侏儒”遮羞布 香港变得不一样了？》
上文节录自第16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5月27日）《当“土地侏儒”遇上“棕地达人”》，相关文章如下：
【棕地达人．一】揭开“土地侏儒”遮羞布：修不到的《城规条例》
【棕地达人．二】揭开“土地侏儒”遮羞布：听不入耳的“策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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