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资也有利做生意

特首李家超上周发表施政报告，劳工待遇的部分提到将会优化最低工资的检讨机制，包括检讨周期、如何提升效率，以及如何在最低工资水平和维持经济发展等元素取得平衡等方面。

现时的最低工资每两年一检，上一次2021年检讨时因为疫情打击经济而决定不作调整，变相自2019年调整后有4年“冻薪”。据消息所指，最低工资委员会近来已达共识，将最低工资由现时每小时37.5元提升至40元。

《香港01》近日翻查多间连锁商店，包括便利店、食肆等，发现时薪水平较低的便利店和超市中，最低时薪亦达45元，一般时薪水平较高的食肆更一般达50元以上。假如事隔四年政府仍只是将最低工资调高至40元，很可能惠及的人数非常有限。

▼部份店舖兼职员工时薪▼

最低工资检讨渐渐失效

最低工资自2011年首设以后，从最初每小时28元，至今37.5元，升幅约三份之一，看似不少。然而，最低工薪水平检讨每次所影响的人数愈来愈少，反映了政策的效力渐渐消退。

以2011年第一次定最低工资为28元为例，对比统计处于2010年发表的收入及工时调查报告，273,800人的时薪低于此水平，这些人可视为最低工资政策的受惠者。但此后每次调整最低工资时受惠的劳工人数愈来愈少，至2019年最近一次调整时，受惠的数目已下降至91,900人，只占全港劳工最低薪的3个百分位。

假如来年调整最低工资到40元，按现有最新的2011年统计数据只能惠及73,300人。加上，今年的普遍薪金有所上升，JobsDB的报告指出今年香港劳工平均薪金上升3.2%，也即是说到来年2023年时，受惠于最低工资调整至40元的人数将比73,300人更少。

香港的贫富悬殊仍然严重，与人口普查数据一起公布的坚尼系数（除税及福利转移）上一次于2016年公布时为0.473，为联合国定义的高水平。如果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愈来愈小，即意味着香港在收窄贫富差距的调节机制出现不足。

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指明香港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最低工资作为改善贫富悬殊的再分配手段，应该发挥更大的功能，惠及更多的人。例如，先进经济体普遍将最低工资的标准定于收入中位数的60%，以此推算，来年可以将最低工资调升至约45元（2021年的收入中位数为75.7元），这样便可以惠及近一成（约30万）的劳工。

工资不只是开支

商界对于最低工资一直只是万不得已配合，抱以负面和否定的态度，没有让最低工资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若以狭隘的角度审视最低工资的影响，他们只将劳动力视为成本支出，自然不愿支持。然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是消费，而消费的前提是有“闲钱”。提升最低工资不单只是提升企业的劳工成本，同时也在提升香港人的消费潜力，对做生意其实是好事。

如果社会中有很多人因为收入拮据而要节衣缩衣，首先打击其实是经济行情，影响企业收入，最终又令企业更不愿意花钱于劳工支出上，形成恶性循环。与其将经济规模愈做愈细追求“节流”，倒不如考虑如何将经济做大达到“开源”。

最低工资当然无可避免会提高劳工成本，要缓和成本上升对经济带来的困难，政府并不能只依靠最低工资政策。长远而言，政府应该投入更多资源于提升劳工的整体生产力，包括再培训已有的劳工以令他们能更适应日新月异的劳工市场需求，以及通过更好的教育训练更多高技术劳工。只要劳工的生产力所有提升，自然能消弭工资上胀带来负面影响，也可以令香港更具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