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

港九劳联周四（5日）提出目前最低工资的水平应由37.5元提升至46元，而且最低工资的检讨时间亦应由两年一检变成每年一检。劳联主席兼选委会界别立法会议员林振升表示，现时领取37.5元最低工资的打工仔就算每月工作26天，亦只能赚取7,800元的月郑。相比领取综援和资助的二人家庭能够获得政府约9,600元的援助，现时的最低工资明显未能鼓励就业，市民更是不可能依靠这种微薄的薪金在百物腾贵的香港过基本的生活。

每一次香港出现有关最低工资的讨论，都会引起商界的反对，指出工资水平提升后会引起涟漪效应，甚至有指企业或会因为薪酬架构，最终不胜负荷而倒闭收场，反过来增加失业人口或是经济倒退。这种论调一再在商界精英的圈子中念兹在兹地不断重复，但其推论不无学术研究的质疑，把经济表现和劳工保障挂勾的假设值得商榷。

提升最低工资不会令失业率增加

要理解最低工资和失业率关系，可参考的研究本身就多不胜数。其中，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大卫卡德（David Card）202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殊荣，他曾分析1990年代初美国新泽西州增加最低工资后和邻近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数据，发现与失业问题并无必然的关系。

虽然卡德的研究后来惹来了其他经济学者的挑战，并将说法修正得较为保守，但认为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没有负面效应的这个结论，大致仍然得到保留。另一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亦曾指出，学界现时已是较多人认为上调最低工资是利大于弊。

文明的底线

现正进行公众咨询的最低工资水平自2019年起未曾上调。当时最低工资委员会认为香港经济正处于衰退、失业率高企的宏观环境，故此向政府建议把最低工资的水平维持在每小时37.5元。但为什么作为劳工权益的最基本保障的最低工资在经济下行时就必须要作出让步？最低工资本身是确保劳工不会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保障每一个劳动者有基本的尊严和物质生活，两者又是否应该存在着挂勾的关系？

一个国家或者城市之所以能被称誉为文明社会，不会因为这个城市有几多高耸入云繁华大厦，更不会因为这个城市出现几多位千万家财的富翁，反而是这个城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其劳工阶层提供保障，让他们的劳动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如果这个城市的法制只是倾斜在资本一方，便有如鼓励商人从工人身上窄取每一分毫，这个城市亦不会获得尊重为文明的社会。在香港经济受到冲击的当下，这一次的调整更应是大刀阔斧，让基层市民能够我到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