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认识．七｜政治精英必须重新找到定位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香港社会若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会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连续刊出，从十个方面分享对夏宝龙讲话的认识，思考香港面对的挑战。本文为第七篇。
从政是十几年来香港人热衷的职业选项，但2019年的骚乱让大家更注意到这不是简单的职业，后来的《港区国安法》则是一记闷棍，将一些狂妄无知、投机狡猾的政客打到落花流水。当然，吃得咸鱼抵得渴，既然选择了这项职业，就要承受可能的耻辱和荣光，结果掌握在自己手里。问题是，为什么会有选择从政的人不知道政治是可以产生“后果”的，以为就是开开会，扔扔蕉，扑扑咪而已，不知道可以破产，甚至锒铛入狱？
殖民地时期，香港人必须是社会精英才能成为从政者，那是被批评为“落后”的委任制。有了选举之后，大家不需要任何经验或培训，大学刚毕业，获得几个百分点的选票就可以成为尊贵的议员，晋身“精英”阶层。这种政治究竟是进步还是冒进，事实已经给出答案。
政治家和民意代表是两个概念，政治家要承担社会发展责任，民意代表高举人民授权，以“监督”之名，任意对施政评头论足，不需要承担政策是否有效的责任。当然，民意代表和政治家之间的身份可以相互替换，部份人甚至两者兼备。无论民意代表真正的职责是什么，既然政府施政得不到市民支持，他只需要声色俱厉、不断批评，就会有人继续“盲撑”。市民的“宽容”纵容了民意代表，选票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大家都不相信施政会改变，议员是否有参政议政的本事，他们根本不在乎。
这种政治害人不浅。
香港从政者须恶补治理课
香港是个精英社会，以往的精英是根据业绩来认定，“二世祖”不会被认为是精英，草根代表在没有业绩前亦不被重视，一旦有了，大家自然改变认知。可以说，香港人还算公平，然而，大家对专业从政者好像没有定下严格标准，是否认为获得几千选票亦不失为业绩，就可以升级为精英？问题是，会计师需要考牌，医生需要受过严格训练，律师要实习，但议员却可以是“即食面”，选民更是随心所欲、无视业绩的判官，这是民主政治吗？
过去十多年搅乱香港政坛的新兴势力，大多数是年轻的从政者，他们仅凭一两次出位的社会冲突，靠着伶俐口齿，就认为自己足以“拆大台”，结果是升得快，跌得更快。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如黄之锋和罗冠聪、梁颂恒和游蕙祯，如今要么在狱中，要么逃离香港被通缉，要么完全从公众视野消失。他们曾经自以为占据政治高地，现在却是彻底失败，恐怕他们之前也想像不到这种结局。不少从政多年的老手亦料想不到政情的变化，公民党及其他激进政党同样有成员成为阶下囚，证明自认为更有经验的从政者亦判断错误，无法掌握复杂的形势。
很多人以为只是反对派的从政者遭受打击，其实建制派亦不好受，他们的从政空间同样被大幅收窄。“忠诚废物”论很好地说明了问题，这类批评以往只会来自对手，但今天却是来自“同志”。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对从政者提出的要求，更反映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管治团队往绩的批评，建制派对此心知肚明。来自商界的从政者一直拥有优越地位，经历过反修例骚乱之后，他们不应该再抱有幻想，更要小心翼翼，他们大多与地产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这是包括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深层次矛盾批评的直接指向。建制派从政者不会遭遇像对“反中乱港份子”的打击，但以后的日子亦不会像过往那样可以轻松应对。
政治从来就不是免费午餐，过往的低级要求不可能长此以往。如果没有领导力，没有方向认知，没有道德感召能力，解决不了问题，凭什么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无论是温和泛民和激进抗争派，建制派或商界的从政者，都知道政治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以往的从政模式将会一去不复返。既然如此，新时期香港精英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如何参政议政，必须是大家用心研究的议题。夏宝龙对香港政治的期盼，给香港精英特别是从政者的要求，是香港提升治理的前提认识，香港过往很少这方面的探讨，如今是时候将功课补足。
正确建立香港的主体性
香港政治的弊端是无法建立主体性，政治精英都只是“就事论事”，自然不会有坚实的价值观和全域观来支撑政治走向。问题是，无法发挥领导力还算是精英吗？主体性是指社会必须认识和坚守自己的本位，在此基础上不断充实和丰富自我的发展，它必然是与外部客观环境相匹配、相互积极作用，而且是共融共荣的。无法替社会建立主体性的精英就不可能是领导者，主体性自然亦不存在。
香港政治的主体性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认识，分别是市民的香港和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前者是社会和生活意义的香港，后者是政治和法律意义的香港，两者相辅相成，但并不等同。一般社会环境下它们是统一的，由于香港近年身处严重撕裂，将其作为两种不同意义的主体性来讨论，可以让精英们更容易理解。作为一个次级政治单元，香港政治本应针对市民对社会和生活的需要，完善经济发展和公平资源分配，让市民感到满意。很不幸，过去十多年香港对主体性的理解偏斜在政治和法律层面，而且是消极理解，一部份人甚至在主权原则上投机，结果是香港政治一片混乱，直接使主体性失去根基，逼迫中央政府强势出手，拨乱反正。
为什么情况会发展到如此地步？简单来说，是建制和商界毫不注意主体性的政治作用，完全不明白社会和生活意义的主体性对他们展现领导力的重要作用；反对派同样没有聚焦于此，他们将工作集中在政治和法律意义的主体性上，却又意识不到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全面管治权的完整意涵，越过了宪制的局限，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建制派和商界在社会和生活领域满足了市民的要求，反对派的投机必然是白费的。
反对派其实对如何处理政治和法律的主体性毫无能力，但建制派和商界亦说明不了“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关系，无法帮助市民建立更合理的“一国两制”认识，反而轻易被错误的论述误导。说建制派是“废物”并不公正，但他们的政治能力确实应对不了引领舆论的要求，不明白香港如何建立主体性；说反对派愚昧亦难以解释骚乱的发生，但他们对自己的初心缺乏坚持又确实是无法反驳，更不了解香港的政治属性。
反对派沉醉在博弈政治是因为对选举民主的迷思，这是香港政治无法建立主体性的关键原因。美国政治曾经有跨党派的民主共识，而且在重大事件上，两党之间可以理性辩论，但这种共识在选举不断异化的进程中愈发难以形成，甚至已经退化为纯粹的斗争政治，它必然是以牺牲国家治理品质为前提。香港亦一样，回归初期议会内可以有一些理性讨论，一旦议会被少数激进政客劫持，将民主扭曲为博弈政治，议会连粗暴的肢体冲突都容忍，建制和温和泛民政党变得毫无招架之力，政治就与治理彻底脱钩。香港不是主权国家，这里只有城市政治，绝对不适合以西方惯用的反对派政治规律运行，可是，由于对“一国两制”模糊认识，结果是既在政治层级上错误定位，更在主体意识上错误聚焦，让局面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香港是多元社会，不同政见的从政者在各个领域相互碰撞合情合理，一旦将“多元”错误局限为“反对”，将意见碰撞激化为议会暴力，甚至是街头暴力，从政者只会堕落为政治流氓。作为城市层级的政治，焦点当然是在治理，一旦从政者毫无治理能力，甚至缺乏基础认识，而且将政治泛化为主权争夺，企图推销分离主义，必然触动国家的相应反击。中西方文明冲突有机会转化为新冷战，而香港已经升格为这场冲突的前沿阵地，香港从政者应该加紧学习和了解这场冲突的变化，更要客观评价自身的认识是否足够应对。只要从政者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角色和责任所在，满足香港治理的需要，引领香港成为市民安居乐业的社会，都将会是帮助中央政府在冲突中获胜的关键贡献。
【十大改革认识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