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认识．十｜教育、舆论、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向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香港社会若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会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连续刊出，从十个方面分享对夏宝龙讲话的认识，思考香港面对的挑战。本文为第十篇。
经济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并非意指人只是物质个体，但它确实是首要的。生活的各个环节建基在经济基础之上，它们更能说明人的社会存在。现代社会学家喜欢将两者分开研究，甚至将后者专称为公民社会，希望让其独立于政府和经济环节之外，成为社会学的专责领域。这种划分未尝不可，只要大家不会因而忽略三者之间的紧密关系，特别是贯穿它们之间的意识形态纽带。
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发挥着强大作用，无论是进步或消极的。其实，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是这样，传宗接代不只是依靠生育，遗传的手段不只是基因，这些都是生物学意义的，更直接影响社会和群体的生活其实是教育和文化的传承，它们是社会学意义的传宗接代。文化传承不等同意识形态，但它是其中一个重要切面。
生物学的遗传比较容易理解，社会学的传承却难以捉摸，当我们区分欧洲人和亚洲人，表面上只是生物特征的区分，但更让人眼花缭乱的其实是生活习惯和社会价值追求的差别。生物学意义的不同其实并不代表孰优孰劣，社会学意义的不同同样可以是无分好坏，就好像不同个体之间的各种喜好。同一种族群体之间更容易建立合作，不同种族之间容易产生误解，不同文化或价值追求群体容易发生冲突，拥有同样信念或价值观的群体则容易相互理解。香港绝大多数人当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同一族群，但在社会学意义上，不同群体却因为价值追求差异而走上了岔路，甚至激发了巨大矛盾。
教育应为社会提供共识基础
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西文化的汇聚点，但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指什么，却没有太多人研究。中西文化不只是饮食服饰等议题，更是生活习惯和价值追求的分别，其中最主要就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文化冲突。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体，而中国人普遍认为集体是人社会存在的基础。听起来好像学术讨论，但其实这在社会每个环节都察觉得到。疫情之下是否戴口罩，这究竟是个人喜好还是群体健康考虑，应该由个人作主还是集体决定？接种疫苗究竟是个人选择还是集体防疫措施？税收是个人权利还是集体对社会的价值需要？同性婚姻属于个人范畴的偏好还是社会对婚姻如何定义的权力？这些提问并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学意义的文化传承吗？
如果文化是抽象的，那么教育，或者是教科书应该是具体的。在教科书中是否应该鼓励大家接受社会要求接种疫苗，还是强调这是个人喜好？应该强调个人服从社会的集体决定，还是鼓励个体的独立自主，甚至拒绝接受主流的社会道德要求？近年兴起的所谓“违法达义”是个体主义的极端案例，教科书应该鼓励这种价值判断吗？教育首先是社会的集体行为，它的主要作用是社会价值的传承，通过知识的传播，在年轻一代与成年人之间建立认识的桥梁，为社会建立共识提供知识基础，为社会高效运行培育相协调的人才基础设施。通过教育，社会将不同时期的不同群体连结起来，这是社会作为整体的成长过程，亦是人类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社会发展手段。
近年有关通识教育的争论，其实是社会选择什么共同价值的争论。大家都相信教育的重要性，更知道教育是价值观传承的手段，一部分人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应该是传承的主要内容，另一部分人认为社会更应该强调集体意识，教育下一代奉公守法，以众人利益为依归。这种讨论每过一段时间就应该发生，但它不应该是争吵，而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商议。中西方文化汇聚的好处从来就是取长补短，并没有谁比谁优越，更没有不变的定律，但香港作为主体就必然是以中西之间的主从关系来思考教育，更不应错误以为香港是西方阵营的一员。
香港应该积极地在两种文化及价值观之间，寻找更适合香港的集体价值，通过不断修正，为香港教育和价值共识建立更科学和进步的基础。中国政府在推动改革开放之前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要寻找更适合中国在特定时期的集体价值，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意识形态基础，香港同样应该解放思想，通过教育和价值共识的搭建，为香港的前进方向提供指引。
公权力须防范舆论走向极端
香港作为一个小型经济体，在教育之外，舆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人口集聚所致，亦是通讯发达的结果，更是现代社会的自然发展。何谓舆论？简单定义就是社会大多数人意见的表达。由于香港是个多元社会，从众的心理同样旺盛，舆论并不会跟随某种规律定向前行，舆论的飘忽反而是常态。香港高铁站的“一地两检”曾经被认为是众多反对声音的焦点，但2018年通过后却顺风顺水。官员们认为修改逃犯条例只是针对罪犯，舆论却可以完全错误解读，甚至演变为骚乱的主题。这两项社会议题既可以说明舆论的飘忽，同样可以说明舆论的可操纵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煽动民意的高手，他非常懂得舆论是如何形成，更熟悉运用议题和工具，他让大家认识到政治可以完全被舆论绑架，操控舆论就可以从政治中获利。
舆论与媒体并不等同，互联网让舆论变得难以捉摸，社交媒体的泛滥更促使舆论的全面碎片化，曾经是传统新闻媒体专属领域的舆论，成为无主孤魂，任何人都可以摆弄，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黄之锋，是环保少女通贝里还是世卫总干事谭德塞。舆论客观环境的碎片化并不等同社会可以任由其放纵，更不等同政府可以被混乱的舆论环境所挟持。在现代政治中，夺取政治话语权先要夺取舆论的主导权，保证舆论更多时候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走向，鼓励团结而不是撕裂。民粹政治的弊端就是通过撕裂捞取政治利益，互联网世界的缺陷就是鼓励投机者操控舆论，由于投资少收益多毫无责任可言，某些人就认为这是机会。既然如此，公权力必须在舆论场牢牢掌握主导地位，失去了舆论的主导权就是失去公权力的合法性。
香港社会必须坚持言论自由原则，但它不等同放任舆论走向极端和破坏。管控部分破坏性言论是法律的责任，但舆论场的更多方面要靠政府承担有效疏导，让公众利益凌驾任何极端言论，以免社会被引入歧路。积极引领舆论是现代治理的重要内涵，亦是民主政府必备的能力，但香港政府对此显然缺乏重视，社会亦轻视了舆论场域的变化，难以适应受网络世界操控的舆论发展。
教育与舆论是作用于公民社会的精神动能，很多人认为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关键载体和养分来源。传统公民社会更多被视为与政府对立，事实上，现代治理应该积极连结公权力和公民社会，相互作用，互补长短，更好地包容源自经济生产模式急速异化所产生的拉力。近年网络世界是舆论形成的主场所，民粹观点在这里容易找到扩散的空间，容易被误解为社会的主流声音，更有取代公民社会之势，社会绝不应该允许这种形势持续发展，必须巩固公民社会与公权力在舆论场域的真正核心地位。由于网络世界本身的开放性，讯息容易传播，但它不是法外之地，政府应该鼓励公民社会在网络世界的发展，自己亦应该积极参与，而且应该强调网络世界的法治建设，有系统地打击潜藏在网络世界的极端言论与非法群体。
将公民社会、教育、舆论统一审视，是社会建立价值观共识的重要路径。一旦公民社会被视作政府的对立面，它必然会与网络世界的极端言论结合，错误构建消极的舆论环境。公民社会同时应该紧密与教育环节结合，在精神领域团结一致培育社会正能量，由市民的基础认识开始巩固社会共同价值，只有这样，舆论才能够复归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协同发展提供指引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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