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认识．六｜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所有改革的起点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日借《港区国安法》颁布一周年活动的机会，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来最详尽的说明和要求。《香港01》认为，夏宝龙的讲话是号召香港实施改革，香港社会若转换一下思维去解读，相信会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连续刊出，从十个方面分享对夏宝龙讲话的认识，思考香港面对的挑战。本文为第六篇。
假设香港社会已经建立改革的共识，那么谁是领导改革的责任人？答案自然是香港政府。这样的答案恐怕让许多香港人感到难如登天，因为大家认定政府将无所作为，无法期待它具备改革的意识和能力。这样的答案让人沮丧，却是不争的事实。
曾经被赞誉为最有效率的香港公务员团队，为什么现在会沦落至此，这或许是大家有兴趣讨论的议题，但市民真正关心的必然是如何恢复他们的战斗力，因为市民的福祉与它息息相关。如果改革要成功，香港政府必须洗心革面，积极有为，否则，任何倡议都是纸上谈兵。
港人治港不只是换“港督”
香港政府官员的“打份工”态度并不是没有社会基础的，甚至可以说只是香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香港社会对回归缺乏任何想像和应有的政治认识，以为只要“萧规曹随”，与内地保持“井水不犯河水”，“港人治港”就大功告成，公务员有同样认知亦见怪不怪。港英政府遗留的治理体系当然有好有坏，如果我们好的学不到、坏的都学会，任何优势都会变得毫无意义。
不少人以为“港人治港”就是换个香港人做“港督”。现实是，一些曾经被舆论捧上天的老牌公务员对如何管治香港感到水土不服，以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既看不见自己曾经服务的港英制度有什么缺陷，更认识不了“一国两制”的港人治港是什么意思。回归后首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就是一例，她“被请辞”之后甚至转型为民主导师，以为只要举起大旗就可以号令天下。她最终还是比较醒目，知道急流勇退，但也反映了高级公务员在回归前后对权力的诸多幻想。这种狡猾与能耐是否一直隐藏在公务员团队中，甚至反映了香港社会如何为功利主义和政治投机提供了土壤？只要我们深刻反思回归后不少政客的作为，怎能不怀疑如果“港人治港”由他们来负责，后果不堪设想？
夏宝龙最近对香港管治者提出了五项要求，他们是善于“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为民众办实事”、“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履职尽责”。这是何等直率的大白话。根据这五项要求，治港者们必是立场坚定、有担当作为、为民爱民、有感召力、有责任心的爱国者。有趣的是，各个不同政见群体与舆论异口同声认为香港找不到这种人，政府官员更不敢对号入座，深陷撕裂的香港社会竟然在如此重大判断上还有一些共识。
经历过如此多挫折，沮丧的香港人懂得跟自己开个玩笑是好事。香港政府和管治者难以得到市民信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一个偌大的香港还不至于缺乏管治人才，只不过官员们有太长时间被极度恶化的治理环境吓怕了，不愿意“斗争”，甚至逃避现实、尸位素餐。一直站在场边静观其变的人将官场视为“热厨房”完全可以理解，管治团队既然被视为难以承担治理重任的败军，其他人只能够敬而远之。任何人要抵挡意识形态的扰袭，必然要有很大勇气和判断力才不至于被湮灭，又怎会热衷于加入？但那是中央出手整治冲突局面之前，中央既已决心建立议会和官场新规矩，必然会有新景象，希望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到改革中。
向中共学习“解放思想”
中共十八大之前，没有人相信中国官场的腐败能够被制止，后来的变化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当美国政府对华发起贸易和科技战，不少人也忧虑中国经济会止步于此，结果是中国轻松应对。更远一些的观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与今天实在是两个世界，为什么同一个执政党能够出现如此大的变化，这是世纪之问。如果一定要给直率的答案，当然是改革，但更具针对性的回答是，中国政府找到了在改革中承担的领导角色。领导是指整个社会的动员，它包括为各个改革环节提供服务与保障。要知道，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既有成功、也有失败经验，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它强调解放思想，就是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不足，要在过往的错误上找到改革的新认识、新方法。香港政府应该学习中共的经验，这些经验与理论总结对香港有现实参考价值。
任何一个政府，只要用心用力，社会治理都不应该有太大困难，真的要成为一个失败政府也并不容易。现实是，无论是选举制还是其他制度产生的政府，过于将注意力放在政治博弈和权力争夺中，而不是专注于服务人民，提升治理，结果必然是失败。中国的成功立足于它的政府摆脱了政治斗争的纠缠，专注于服务人民，专注于治理。香港政府是行政主导，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斗争的空间，本就应该专注于社会治理，为市民谋福祉，但现在并非如此，真可以说是庸人自扰。只要社会真心实意认识香港深层次矛盾之所在，下定决心彻底推动改革，情况还是可以扭转的。
香港政府管治团队整体是专业的，但无论如何专业，必然受领导者的视野和制度的约束。一个有经验的管理者必然知道，制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往往变成制约发展的障碍，制度变革不是纯粹为了寻找最优方案，而是根据时代的演进，提供解决当下困难的有效方法。制度不是宗教，更不是一本天书读到老，而是根据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进行制度适配，让众多参与者对客观环境保持统一认识，解决当下大家面对的困难。一旦专业人士都教条地跟随制度，制度只会愈发僵化，专业人士变成制度的仆人，毫无专业可言。
如果官员们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就必须重夺对制度的主导权，成为制度的主人，边利用制度、边改变制度，这才是对制度的科学认识。很可惜，香港公务员被告知必须跟随制度，但意识不到自己是制度的主人，如果制度无法解决困难，有可能是因为制度过时，应该纠正。对制度进行纠正与违反制度是两回事，社会并非要求公务员随意挑战制度，但公务员团队亦应该注意到制度同样需要发展，与管治团队一起与时俱进。
领导者有决心是起点
任何改革必然依赖领导者认识到身处的局面，认识到不实施改革就无法将自己和领导的群体从困局中解放出来。当然，改革的认识绝对不会由天而降，它必须是源于领导者对局面感到焦虑，意识到现有制度无法满足社会大众的要求。如果你关心某个群体，譬如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当你意识到他们身处严峻局面，显然会想尽办法施以援手。相反，假若你意识不到局面之严峻，就算你关心，亦不会有推动改革的想像。至少到今天，作为香港社会领导者的香港政府还没有确立必须改革的决心。一方面是香港社会对局面是否如此严峻缺乏共识，另一方面官员们对社会的共有价值缺乏思考，那就难以承担引领改革的任务，更想像不到改革会将香港带到什么地方。
香港政府必须认识变化的必然性，而且要将变化的认识聚焦到改革的路径上。只有当香港社会和政府都认识到必须彻底改革，改革才能成功。当然，改革过程中必然有可能犯错，市民必须给予官员们犯错的空间，只要错误能够及时纠正，不断更新改革的方式和手段，在过程中不断提升治理能力，不断优化新的治理体系，香港的问题不至于太难解决。事实上，香港本身财政充裕，背靠内地庞大和坚实的经济实力，中央政府具备丰富的改革经验，治理能力堪称世界一流，而香港的法治水平和市民质素应该是极具竞争力的，只要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认识到世界在变、香港要变的事实，必然会找到改革的有效路径。
改革要成功必然需要付出代价，改革本身就是要促使现有结构发生变化，继而触动既有结构所支撑群体的利益，阻力是必然的，甚至是来自最有权势的阶层，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建立在改革是由中共领导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香港的改革必须是建立在官员的自我革命之后，没有这个前奏，改革只会转变为市民“革”官员的“命”，这是没有人愿意看见的。要避免情况发生，中央政府应该先下手为强，亲自督促香港官员和精英们认识改革的必要性，要让他们领导改革，这样改革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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