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政治互信才是出路

立法会选举将至，部分非建制派候选人寻求民主党支持他们参选。民主党就此向申请该党或个别党员支持的候选人发出一份问卷，了解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否与该党相近。问卷问及《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问题，有民主党人表示该党一直认为全面普选后才是有利23条立法的时机，故此亦会以此考虑是否支持候选人。

民主党这种取态，其实也反映了部分香港人的政治立场。然而只要考察历史脉络，我们便会明白这却是深化香港与中央之间不信任感的其中一个关键。香港的政治运动愈走极端，第23条立法问题可以说是一个起点。在中央制定《港区国安法》及修改选举制度后，港人都应该认清政治现实，务实地与中央重建互信。

否决23条种下彼此不信任

2003年董建华政府推动第23条立法，惟推说工作不足，引发五十万人大游行。当时不少人认为当局没有强推第23条立法相当于香港人“胜了一仗”，不过我们不能忘记，翌年中央就修改了香港政制发展的框架，透过释法将原来的三部曲改为五部曲，香港在展开政改之前必须先由特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作建议，由后者决定是否启动。之所以如此，因为第23条立法引起的社会反弹打击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客观结果而言，换来的是政制改革上的收紧。

在中央把关之下，2003年提出的“0708双普选”愿景并没有实现，遭人大常委会否定了。香港人认为曾荫权政府按中央提出的政改方案过于保守，但反过来说，经历过23条立法失败，中央同样也认为香港政治不稳定及不能保障国家安全，不愿意信任香港。彼此都不愿让一步，结果只是造成拉锯局面。

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难以避免地同样令人觉得香港人对于“一国”充满抗拒，加上坊间蕴酿占中运动，换来了2014年中央以“831决定”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此后即使占领运动持续多时，得到不少市民响应，但“831决定”并没有取消，政府依此提出的政改方案最终在立法会被否决。放在这脉络看，我们应更清楚看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对央港政治互信的冲击。

放弃对抗重建互信

从这近二十年的争议来看，香港人在政治上愈拒绝中央，不单没有争取到普选、政治改革等，反而换来政治红线愈发收窄。如今香港人是否更应该认清，继续以对抗的心态面对中央，无法改变香港当下政治空间收窄的问题？

从政治现实上看，香港在国安问题上根本难与中央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中央尤其在反修例风波后，对此等问题不会有所妥协。相反，仍然坚持要先有普选再做第23条立法，只会令政治互信更难以重建。先不论部分人全盘否定第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我们亦必须认识第23条并不能作政治筹码来“交换”。尤其是《港区国安法》的前车可鉴，香港反而应该积极参与其立法，确保其能照顾到港人关注的事项。

在后反修例、国安法新常态的时代，香港最重要的是与中央重建政治互信。不独23条立法，在各方面香港也应放下与中央对抗、博弈的心态，而是积极拓展与中央对话的空间。唯有重建双方互信，才能为香港政治开启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