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针”切忌过度强硬　政府仍有义务底线

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接种计划开展近3个月，但市民对接种疫苗的取态普遍冷淡，目前接种率仅约占总人口两成。为了提高接种比率，近日有政界人士陆续开腔要求政府以更强硬的手法“谷针”，但此举必须在个人自由和公民责任间取得平衡，否则只会弄巧成拙惹来民众更大反感。

截至周日（23日），政府已经为约125万市民接种疫苗，当中约89万人已完成接种第二剂，接种比率仅约两成，远低于英、美、德、法和意大利等欧美国家，情况实在难称理想。

建议兼有强硬要求、温和诱因

鉴于“有针无人打”的尴尬情况，本港政界人士陆续开腔寄望政府能有政策“谷针”。尽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指接种率是陆、港通关的考虑因素之一，但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却发文指，恢复通关实非有效“谷针”的诱因，并指这仅会造成不希望中、港恢复正常往来的人继续抵制。梁振英反而认为政府须强调公民责任，并规定在限期过后接种须付全费，“不能任之由之”。立法会议员何君尧早前也曾表示政府应该强制市民接种疫苗，一旦市民未有按时接种，就须付一万元补打费用，这就能让市民“仆紧返嚟打针先啦”。

相比之下，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健锋的立场就温和得多。林健锋在电台访问时引述商界人士指，该界别愿意为提升接种率出一分力，例如向完成接种的市民提供自助餐及储值车票等优惠，或是一次过领取五千元的消费券。

提供可负担医疗服务是道义责任

把接种率提高至七成或以上固然可以达致群体免疲，也能有利于恢复本港与内地和世界的往来，但这善意亦要合适的措施来表达，否则亦会引来市民反感。纵然梁振英强调的公民责任属于理想美德，但要政府强硬地划出“最后接种限期”和收回全费，或会违反政府须向市民可负担医疗服务和根治传染病的道义责任。

《基本法》第39条规定“《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而该《公约》第12条规定“确认人人有权享受可能达到之最高标准之身体与精神健康”，以及“为求充分实现此种权利所采取之步骤，应包括为达成下列目的所必要之措施……预防、治疗及扑灭各种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疾病；创造环境，确保人人患病时均能享受医药服务与医药护理。”若然政府欲以强硬措施“谷针”，除了必须向市民解释清楚各项疫苗政策之别，同时也不能令社会各弱势群组因财政问题而失去接种的机会。

而在软性诱因方面，各国为提高接种率亦早已想过了许多方式。例如美国总统拜登不但找来电召汽车公司Uber和Lyft合作推出免费接送服务，同时也与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合作在其餐具上印制相关宣传标语。欧盟委员会早前亦放风指将会在旅游旺季放宽对海外非必要旅行的限制，并容许完成接种欧盟核准疫苗的旅客入境，这都未尝不是其他能够吸引民众接种的诱因。纵然群体免疫乃是当务之急，但相比于强硬划线、限制市民提早接种，靠多管齐下的软性诱因才能兼顾政府提供可负担医疗服务的义务，以便在个人选择和公共责任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