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结最低工资　港府愧对市民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周二（4日）宣布，“两年一检”的最低工资水平将会维持在每小时37.5元，是为政策实施10年以来首次冻结。然而本港经济即使处于衰退阶段，政府亦不应无视反对声音，强行将商界意愿强加于劳工阶层，使贫富差距愈见扩大。

罗致光在记者会上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两年一检的最低工资冻结在每小时37.5元。委员会认为香港经济正处于深度衰退、失业率高企的宏观环境，故在平衡工资过低、尽量减少低薪职位流失，以及维持经济发展及竞争力的考虑下，才会有此决定。尽管本港经济下行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当局冻结最低工资的理据，以及无视劳方代表反对声音，而不设法另觅妥协方案，同样是惹人诟病，值得再三商榷。

基层冻薪可维持购买力？

最低工资委员会主席王沛诗称，本港现有两万多人领取最低工资，而上次调整升幅已“跑赢”通胀，故基层被冻薪对其购买力影响不大。但如同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黄洪所评论，若以这两年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的升幅10.4%来看，最低工资的升幅不但“跑输”劳动市场的表现，更会让社会的贫富差距愈拉愈远。再者，综合消费物价指数（CPI）仅是以住户各项开支的平均值作依据，因此会忽略基层开支占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租金变动。例如2018至2019年的食品价格升幅达9.9%；而同年私人和公营房屋租金升幅亦分别达3.1%和7.1%，两者皆高于CPI的平均值，绝非如王沛诗所称般影响不大。

调高工资必定流失职位？

早在政策生效前，当时已有不少反对者认为最低工资的额外成本，必定会削弱低技术劳工的就业机会。然而，这种言过其实的忧虑，不但早已被过去四次上调工资的效果推翻，反而雇主更有莫大诱因将额外的人力成本，透过调升货品售价继而转嫁给消费者，故上调最低工资的新增成本，并非全然是由雇主负担。纵然本港正在经历经济衰退，但最低工资的影响绝不能断言夸大。

冻薪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罗致光称是次决定为“一个大多数的共识”，故政府觉得应该可以接受委员会的建议。然而“大多数”到底是泛指谁人，当局并无清楚说明。不过据劳联表示，冻结一事其实并无获得委员会任何劳方代表赞成，故只能勉强称作劳工代表因在委员会势力薄弱，遭雇主和政府代表“大石砸死蟹”，不但难以视之为“社会的大多数共识”，更不能代表300多万打工仔的立场，反而更似是空有其名的“假咨询”。

福利津贴可帮补工资收入？

罗致光除了强调政府已有不同措施改善基层家庭和低薪雇员的收入，同时亦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可减轻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压力。尽管局长指出自力更生与领取综援并非二元对立的选项，惟现实却非如此。即以单身人士个案申领综援为例，即使政府近日已将豁免计算入息金额，由每月最高2,500元提升至4,000元，但资产限额仍设定在3.2万。这亦使申请人难以保有若干积蓄，以应付突发开支，否则即要放弃社会保障，陷入两难。再者，在政策的本意上，最低工资是政府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平衡雇主与雇员在劳动市场的议价能力差异，性质属一次分配；反之综援等社福政策，则是政府藉税收重新分配资源的二次分配，与工资政策性质截然不同。而本港不少基层亦以自力更生为美德，拒靠社会福利过活，官员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得到更合理的劳工待遇？

还有其他可行出路？

在记者会尾段有人问及，政府有否考虑过“一年一检”的安排，以便更准备地反映当时经济情势。但罗致光除了指出，“两年时间实际上已经是很紧迫的时间表”，同时亦指“短期内再进行机械式的检讨，就颇大可能与劳工界的要求和意愿刚刚相反”。但观乎过去四次上调最低工资，其幅度大概都与两年来累计的消费物价升幅相差不远。这不但意味基层在调整期内需要“硬食”物价升幅，同时调整亦只是追回物价升幅。反之，若然政府有意为基层争取权益，即使在经济低迷时期，亦可以先作调整再暂缓一年执行，又或是承诺疫情过后立即检讨。这两个方案都远较强行将商界意愿加于劳工头上来得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