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平权竟花八年　罗致光最少要加快一倍

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逐步增加《雇佣条例》下法定假日，使之与公众假期日数看齐，预料多达120万雇员受惠。然而本港劳工权益严重滞后于先进经济体，安排竟长达八年更是偏坦商界，而且标准工时、失业援助金等议题长年议而不决，尽见政府漠视劳工权益。

劳工假平权讨论多年后，政府终于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由明年起为逐步增加法定假日日数，由现时12天增至17天，使其与公众假期日数看齐。新增的五天假日均为现时不属于法定假日的公众假期，即佛诞、圣诞节后第一个周日、复活节星期一、耶稣受难节及其翌日。据政府粗略估算，全港将有约120万名雇员受惠。 假期平权为早应做之举，但当局声称在顾及劳资双方利益及现时经济情况下，建议每两年增加一天法定假日，即合共以八年时间分阶段推行。

额外开支或被夸大

政府建议每两年增加一天法定假日，声称要顾及疫情的影响，以便让雇主有足够时间准备，但政策所涉成本未必如政府和商界声称般沉重。首先，虽然现时本港仍受疫情困扰，经济前景难言乐观，但预料随着疫苗普及化，经济活动相信可早于新措施落实前回复正常。另外，政府亦预料，每增加一天的法定假日涉及的潜在额外开支，对所有行业总薪酬开支仅为0.07%，而低薪行业的数字亦只有0.17%，绝不会令正常运营企业的营利大幅倒退，故仍有本钱一年增加两天假期。

即使有不少雇主认为上述成本难以承受，亦会削弱本港经济的竞争力，但增加假期亦有难以量化的考量需要纳入其中。现时除了有研究指出，增加法定假期与生产力不必然呈反向关系，改善劳工待遇不但可让雇员多日休息时间，共享天伦之乐，间接刺激假日消费，同时亦会提升员工士气，减少因工受伤的机会。在去年10月和11月的咨询会议中，劳顾会雇员代表已认为当局应该缩短落实时间。劳福局提交的文件虽然声称现方案“没有太大的争议”，惟六名新任劳顾会劳方代表随即表示绝不接受2030年方案，斥政府“硬推一个过分苛护商界的方案”。劳福局实应尽快纠正做法，提出一个加快落实步伐的合理时间表。

劳工保障整体不足

更重要的是，不只劳工假平权延宕多年，本港劳工权益总体亦是保障不足，增加假期亦只是缓解劳工遭严重剥削的现况。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数字，2018年本港打工仔每周平均工作时数高达42小时，情况仅次于新加坡之余，亦远超美国（37小时）、英国（36小时）和德国（35小时）。但在2010-11年度的《施政报告》中，港府早已表明随着最低工资生效，当局会开展标准工时的政策研究，惟十年已过，2012年出炉的研究报告早已石沉大海，政府仍然屈服于商界压力，常以“拖字阙”来应对劳工阶层的诉求。

虽然商界是提升劳工权益的一大阻力，但政府作为劳资双方的“仲裁者”，其施政理念亦有偏坦之处。尽管本港经济起飞有赖自由市场原则，而市场作为资源分配手段无疑亦有其优胜之处，但从工业革命后的各国发展历程可见，此处所谓的“自由”只是资本扩张的自由，其代价必然是建立在剥削贫苦劳工之上，故有政府介入和修正的必要。然而港府回归后因循守旧，无视港英时期累积的弊端，才会在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上推波助澜。一如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在谈及失业援助金时，亦会先入为主地假定政策将会洐生“道德风险”，即雇员不会急于揾工而滥用公共福利，却无视基层雇员疫下被雇主弃卒保帅的惨况。诚然商界追逐营利乃是天性使然，实在难以承担社会责任，但政府劳工议题屡屡假扮中立，本身就忽视了劳资权力极不对称的现况，并成为劳工保障的最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