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1】继续在“一国两制”下悼念“六四”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虽然不是“逢十”纪念，但在中央主动制订“港版国安法”的大背景下，今年悼念活动难免被赋予新的意义。许多反对立法的人认定这是“图穷匕现”，这个时候悼念六四可以揭示中共的“本质”，而陆港走向对抗更是不可避免。“六四”被这样操作，既令人扼腕、又危险。我们认同“六四”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共武力镇压绝对错误，因此必须平反，但我们并不轻率地认为当年中共犯下大错便可以成为陆港对抗的凭证，这绝对不是香港的出路。

“六四”事件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悲剧，学生的出发点在于针对“改革开放”后滋生的“官倒”和特权等腐败现象，骚乱期间虽然发生过一些“打砸抢”事件，但无改其正义本质。可惜中共在运动过程中没有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致使民运在党内路线之争激化下被错误定性为“动乱”，结果造成悲剧。

无可否认的是，武力镇压学生运动是港人长期不信任中共的一大根源。包括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内的上一代认定中共是专制的、不可信的，但“六四”仍是他们寄托爱国情怀的图腾；至于许多在“六四”后成长、倾向本土主义的年轻一代，他们的国家意识本来就比较薄弱，再加上近年陆港矛盾不绝，致使他们对大中华情意结持不认同态度，明言“六四”是上一代的历史记忆，属于香港年轻人的记忆是反修例运动期间多场“战役”。油尖旺区议员李傲然便形容，纪念六四的意义只是“了解自己面对的对手”。显然，两代人的共通点是不信任中共，但对六四内涵的认识完全不同。

不同世代有不同的经历，想法不同可以理解，但这不应成为把历史“去脉络化”、罔顾事实的理由。“六四”本身是香港历史一部份──1989年5月28日，超过100万市民上街声援北京学生；而在往后三十年，无数市民风雨不改在维园燃点烛光，坚持为当年的学生讨回公道。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许多市民对“六四”有一份坚持，当中所承戴的爱国情怀非常明显。如果像李傲然一样，基于不同世代的“共同回忆未必一样”，因而把连结两地的“六四”纽带，割裂成对抗的关系，甚至去中国化，我们无法认同这种鸵鸟态度。

我们绝不同意香港与内地可以轻言切割，亦不同意某些人的说法，认为中共没有直面“六四”历史，就代表它铁板一块。事实上，如果只是片面地看到中国国力大幅增长，但却继续受意识形态影响，误以为内地还是“蛮荒之地”，无视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深刻改变，那就不只是偏见，而且无知。最近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民法典》，规范了个人与法人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这是中共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上的一大进展。诚然，这些进展不能把中共当年的武力镇压合理化，也不等于社会上司法不公和违反言论自由的行为就此消失，但毕竟是积极的变化。如果拒绝以广阔、务实的视野去认识中共，那就只会继续误判情况、深化偏见，除了失却建立互信的基础，甚至会错误地敌视对方，这对重建因各种误解而明显转差的陆港关系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如何为内地发生的一切作出恰如其份的评价是不可回避的课题，毕竟，香港无论在法理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共处理“六四”时犯下大错，以致许多香港市民至今难以释怀。我们一直认为中共必须主动平反“六四”，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道歉、赔偿，这才称得上对历史负责。至于仍未走出历史悲情的“上一代”，以及试图利用“六四”去“了解自己面对的对手”的新一代，他们当然有权继续对内地及中央政府做出批评，但却应该同时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除了不应无视“六四”折射出来的家国情怀，更不要幻想可以改变香港属于中国的事实，应该毫无偏见地认识内地不断发生的变化。我们深信，这才是对“六四”历史负责、对“一国两制”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