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六四事件29周年　谁为青年肩住黑暗闸门？

今日青年的政治理念，与八九民运发生时的年轻人显然不同，但是他们同样面对积弊丛生的社会，期望藉社会运动宣泄不满以及表达对时代的批判，渴望改变不公不义的现状。上一代人在悼念学运、守护记忆时，有否体察今天年轻人的困境，在需要时扶他们一把？

鲁迅曾经写道，他愿意为下一代“肩住黑暗的闸门”，让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年轻人经历数年的跌碰、抗争后，已然沉寂下来，一些更要承担沉重后果；但他们面对的社会问题仍然存在。上一代人会否愿意为青年“肩住黑暗的闸门”，让他们走向光明与幸福？

一项事实必须坚持，中共在六四事件上犯下重大错误。六四事件的背景复杂，当中涉及政治路线斗争、社会流氓的打砸抢、爱国学生的社会运动。1989年正值“苏东巨变”，中共内部出现路线之争。至于“打砸抢”、“学生运动”的性质判然有别，前者属刑事罪行，理应谴责；但是，学生怀着感时忧国精神，以和平方式集会，不应与刑事罪犯混为一谈。当时《人民日报》在“四二六”社论将运动定性为“动乱”，以至后来的专制打压，无疑漠视了运动的复杂性，令一众怀着赤诚之心的学生无辜牺牲。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理应为六四学运平反正名，对受害者及其家人作出道歉、赔偿，承担责任。

六四纪念活动是港人与国家休戚与共的记认。六四事件距今29年，依然萦绕在一代人的心中，挥之不去。但是历史事件从来不立一真，随着世代更迭、时间砥砺，两代人对于六四事件有不同理解实属必然。近年来，六四传承的问题掀起不少争议，一些经历六四的港人批评年轻世代遗忘历史，不愿背负争取平反六四的责任。部分青年对六四的看法更与上一辈南辕北辙，尤其是占中过后，大专学生会多由本土派控制，他们为突显与传统泛民之别，纷纷宣布不再参与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改为举办论坛或自行发起悼念活动，甚至妄言六四事件与港人无关，这只是部分人的肤浅与幼稚行径。学生组织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意图抹去香港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绝非港人所能茍同。

新生代青年未遗忘六四

但是，大家为何认为这些学生会成员能够代言年轻人？他们甚至能否代表大学生都存疑，将这一小撮人的偏激言论强加于一整代年轻人并不公平。近几年，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等本土派组织看似获年轻人支持；但经过一段日子沉淀，大部分年轻人意识到他们只是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跟港独意识形态根本搭不上关系，情况与早年一些人支持社民连、人民力量等“激进泛民”组织相差无几。随着社会整体冷静下来、复归理性，早对昔日的政治表态有深刻反思。观乎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去年发表的调查报告，在15至24岁受访者中，支持港独者占14.8%，比起2016年的39.2%，大跌约24个百分点。随着本土派领袖接连受审、入狱、被取消议员资格，乃至弃保潜逃，相信只会让更多青年觉醒。

其实，指摘年轻人遗忘历史，不积极参与六四活动，与事实不符。首先，市民或年轻人是否遗忘六四，与多少人参与集会无关。在第二届六四集会过后，参与人数就长时间在十万以下，直至2009年起，参与人数才回升至十五万人。当年人数增加主要是因为建制派及时任特首曾荫权就六四事件的愚蠢言论，激起大众情绪，加上青年社运逐步兴起，也是六四集会参与人数增加的重要原因。观乎港大民研的调查，2010年六四烛光晚会参与者当中，约54%为29岁或以下；2011年的六四集会，29岁或以下的参与者更占58%，人数远比其他年龄组别为高。可以说，六四集会实在有赖年轻人支持。

近年经历连场社运，青年饱受挫折，对于集会、社运不再如往昔热情，或许影响到六四参与人数。但观乎2017年港大民意调查计划的六四事件周年调查，18至29岁受访者中，75%支持平反六四，比起30至49岁受访者的58%，高出17个百分点，2016年的调查结果也与之相若。由此观之，年轻人绝非遗忘六四，更表达了对六四传承的责任。

但是，沟通从来都是双向，上一代要求下一代承传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应抚心自问，他们对年轻人的前途、困境有多关心。追本溯源，近年来的冲突实为社会结构性问题所致，楼价、学债、社会不公把青年压得喘不过气；他们走上抗争之途，是为了社会、自身争取更美好的前景。他们的抗争手法、理念或许错谬，如果问题的症结未获解决，社会矛盾只会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现，令更多年轻人牺牲。

近日，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被判暴动、袭警罪成，即将为自己的愚行付出沉重代价。面对新一代的迷失、挫折，上一代人又有否对自己遗留给这一代人的社会问题承担责任？诚如梁天琦的代表律师所言，“今时今日喺度发生嘅事，系我嘅generation，包括我在内，制造出嚟。”

政府偏袒既得利益群体，以致劳工保障不足、楼价高企不下，上一代人有否领头改变现况，并在“土地大辩论”中为青年发声？还是因为已经“上岸”而将自己当作旁观者？香港的优势即将消弭殆尽，他们又可曾懊悔昔日未有带领社会转型、为下一代营造更美好的前景？可惜的是，像梁天琦代表律师有如此深刻反省者是极少数。

上一代应承担社会责任

六四事件29周年，当日义愤填膺的青年已然步过不惑之年，往昔痛心疾首的中年则已年近古稀乃至耄耋。世代更替，对于今日年轻人来说，六四也许不再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但这是客观环境使然，并非新世代刻意遗忘，正如中生代对抗日、文革，乃至五四运动感到遥远。

上一代人受到学运青年的理想主义感召，对于他们多舛的命途感到惋惜，于是声援八九民运；事隔多年，当中部分人仍坚持为逝者昭雪、争取平反，情实可嘉。

这一代香港年轻人，同样面对迷失困惑、焦虑不安，需要扶持、支援，又有谁会为他们“肩住黑暗的闸门”，展现决心与意志，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中生代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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