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 六四30周年　如何消除信任赤字？

今年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它的历史意义又再成为舆论焦点。过往三十年，对这场运动的评价大致上以两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呈现：对中共来说，六四的定性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由最初的“反革命暴乱”，逐渐变成“动乱”，再到“政治风波”，但整体而言，官方对事件仍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对香港和西方来说，六四是一场旨在争取自由民主、否定中共体制的民主运动，对于中共镇压这场运动，不少港人持否定态度，并一直要求当权者对事件提出公允的说法。

六四事件十分复杂：它首先是一场抗议“官倒”和特权等不良现象、希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学生运动，但由于官方没有妥善处理其发酵过程，加上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打砸抢”事件，导致早已在中共党内出现的路线之争放大，并逐渐演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路线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路线之间的政治冲突。随着民运被错误定性为“动乱”，最终导致一群怀着赤子之心的学生无辜牺牲。

事隔三十年，内地新一代已经不大了解六四，年长一辈亦因为政治现实而不愿多谈，但对许多香港人来说，这既是他们心中一个迟迟未解的结，也是难以抹煞的集体记忆。纵然大多数港人对内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飞跃发展心感欣慰，但中共武力镇压八九民运，始终无法让人认同。显然，六四是造成中港矛盾，以及两地“信任缺失”的一个重要根源。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共与其继续回避真相，每年6月4日前后总是采取收紧措施，限制言论，倒不如主动平反，并对受害者及其家人道歉、赔偿，如此方能卸下六四历史包袱。

反智政客骑劫民意　助长偏见于港无益

与此同时，我们亦要明白到，纵然六四的基本事实不容否定，但从1989年起，除了受到自由主义者否定的“一党专政”维持不变外，中国确实出现了不少深刻和积极的变化。可惜的是，许多香港人，包括政客在呼吁“平反六四”的同时，却对这些变化没有准确认知，甚至不闻不问，导致两地难以建立互信。

不客气地说，本地政客的表现可谓荒腔走板，根本没有履行引领舆论、增强两地互信的责任。以建制派为例，已故民建联主席马力在2007年谈及六四事件时，居然发表“坦克碌猪”的反智言论；而立法会每年的“毋忘六四”议案，亦一直在建制派反对或弃权下，多次被否决。建制派理应辅助特区政府，充当港人和中央之间的桥梁，让中央知道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国家进步。这些建制派政客的拙劣表现，不单无助解开港人的六四心结，反而强化部分市民对内地的偏见和误解，因此应该受到批评。

另一方面，泛民政客及其支持者同样一叶障目。尽管他们看到并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但对内地在其他领域的进展却没有相应的认知，继续视中共为铁板一块的专制政权。

事实上，中共在过往三十年一直调整和改善执政手法，例如在社会治理上，中共在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的内容；习近平上台后，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最近还组建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成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都是促使中国向现代国家治理迈进的重要举措。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共曾在1989年犯下大错，但它在六四后的调整和改革，以及基于这种调整而促成的国家进步，毕竟是不能轻易否定的。可惜的是，港人对中央的负面观感一经形成，便难以改变，假如当中还渗入了意识形态因素，根深柢固的偏见就更难避免，以致不少市民难以用持平的角度看待两地关系。例如《逃犯条例》修订最近在社会引发广泛争议，泛民政客和个别媒体先入为主，利用政府工作的疏漏，借机煽动民情，把修例形容为“送中条例”，企图激起民粹极端主义，为近年稍有降温的中港矛盾煽风点火。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早前参与六四游行时，甚至绘声绘影地形容，修订《逃犯条例》是内地专制政权“南下杀到港人头上”。平情而论，内地在司法等领域仍然比不上香港，但不至于是“蛮荒之地”。纵然支联会对平反六四的坚持值得肯定，但假如它继续在意识形态中钻牛角尖，任由政治猜疑和民粹情绪牵绊自身思维，两地关系将难以健康发展，最终受害的只是香港市民。

“区隔论”画地为牢　“融合观”谋求发展

香港近年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一些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对内地的一切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香港最好的出路是独立，即使暂时独立不了，“一国两制”亦应保持区隔。按照这个逻辑，旨在完善跨境司法公义的《逃犯条例》不应修订，《基本法》23条立法的宪政责任毋须履行，大湾区建设亦应予抵制。年轻人特立独行，有不同想法是好事，但如果随意附和这些浅薄言论，那肯定是不负责任的，这对“一国两制”和陆港关系的稳步发展，亦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基于历史原因，陆港两地有着种种不同，但这并不意味“两制”应该区分高低，甚至区分对错。倘若出于“两制”差异，对内地心存偏见，甚至以官方迟迟未平反六四为由，公然鼓吹对立，那是完全不可取的，也是肤浅无知的。

《香港01》早就指出，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等事例可见，“一国两制”已由原先的“区隔”转向“融合”、由“消极”转向“积极”。在新的形势下，港人理应调整心态，不让当年的心情蒙蔽双眼，无视当下发生的事。具体而言，无论港府还是市民，与其故步自封、画地为牢，倒不如主动出击，对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早作筹谋，善用香港在金融、专业服务等优势，带动本地产业升级转型，借此解决深层次矛盾。

务实处理“六四事件”　“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纪念六四承载着港人深厚的家国情怀，要求平反六四是应有之义，但这个心结不应妨碍港人对内地采取务实态度。美军曾在越战期间对越南造成极大伤害，导致美越关系长期无法改善，但今天的越南人选择了一条理性的道路，亦即一方面否定美国的暴行，另一方面与对方发展双边关系，他们并未因当年的悲剧，限制了今天的想像。当然，陆港关系与美越关系绝对不一样，两段历史事件亦无从比较，但如何辩证认识历史，如何不要让历史记忆成为今天的包袱，让自己无法跳出历史悲情，个中智慧却值得借镜。简而言之，2019年的香港人看六四，应该比1989年的香港人看六四，有着更广阔和务实的视野。

1989年5月28日，多达150万香港市民参与游行，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上街人数之多创下历史；三十年来，许多市民每年都在维园燃点烛光，他们的真诚和慷慨，以及对历史和公义的执着，成为香港的美丽风景。中共迟迟不就六四拿出一个公允的说法，始终令港人气愤难平，这亦是我们一直呼吁当局平反的原因。但与此同时，市民在坚持平反六四之余，是否也要走出阴影向前看，并以超越意识形态的高度，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积极变化？若非如此，我们便难以全面把握陆港关系，收窄两地“信任赤字”，作为科学创举的“一国两制”亦难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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