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上）

“将来香港人如有什么摩擦，应该记住曾经共度过那么一个日子。”1989年北京学运期间，专栏作家梁玳宁写下这样的话。她笔下那个“日子”，是百万香港市民在声援运动中，找到不再是“经济动物”的自我价值、呈现跨越地域的团结友爱、重拾追求民主动力的永恒时刻。29年过去，那一辈念念不忘的哀痛和历史，在这一辈当中有了新的诠释和记忆，世代传承难免有了落差和摩擦，这一辈批评那一辈行礼如仪，那一辈指摘这一辈遗忘历史……然而，大家似乎都忘却，这弹丸小岛上曾经有过那样一个日子——那是北京的六四，也是香港的六四。那一辈为何希望这一辈牢牢记住那段历史？这一辈为何拒绝以那一辈的方式来记忆六四？有社运人士说是历史意识淡泊作祟，有文研专家指是虚无主义弥漫的影响，也有传播学者认为是本土论述争夺的结果。那一辈的维园“搅局者”笑言，“今天你们骂支联会的那些，当年我们通通都骂过”，如今他风雨不改点燃维园烛光；而这一辈拒绝悼念六四的学生领袖感言：“以前的人比较支持学生运动，但现在的老一辈只会觉得我们是‘废青’，不会支持我们……连年轻人也对年轻人很苛刻。”《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 · 上》

“你哋为咗香港，失去太多 ……抱歉，我哋亦只可以出篇文向你哋致敬。”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被判暴动罪成翌日（5月19日），理工大学学生会在Facebook发布《向梁天琦等人致敬》的贴文 ，指很多“烈士”已为香港牺牲，惟港人对铁皮屋外的火灾装作不知，“辜负了当年梁天琦一众本土派的坚持和勇气。”

贴文由外务副会长郑悦婷草拟。她说，梁天琦是她“曾经的希望”，修读社会政策及行政学系的她，原本打算毕业后从政，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守护香港；然而，“希望”破灭了，她暂时看不见“改变”了，也不想做代议士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在1989年学运期间，香港报章也涌现大量“向学生致敬”的宣言，发起者包括理工大学前身理工学院的师生。在六四惨剧发生后，就有一则该校学生的半版广告，当中引述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一句“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绝不是胜利者……”，献给牺牲的烈士、流血的伤者、以及无情的政权。

“上一辈的经历是上一辈的事。”纵使那一辈的香港人，有再多的六四回忆，但对郑悦婷这一辈而言，俱往矣。她和不少现届学生领袖一样，对六四有一套自己的理解框架：（1）表示争取平反六四与自己无关；（2）认为支联会行礼如仪；（3）质疑为何不悼念沙士；（4）反感支联会以“建设民主中国”为主要纲领；（5）相信纪念六四的意义在于认知中共的残暴。

本土论述战滋生“本土庄”

这套论述并不新鲜，追本溯源来自《香港城邦论》作者陈云。他早于2012年提出纪念六四需要本土化，并批评民主党“骑劫”六四多年；翌年他再深化中国民主与香港无关的论述，又呼吁市民杯葛支联会集会；后来热血公民加入“六四本土论述战”，指摘支联会无法推动抗争，强调香港人“不能向中共乞求民主”，更指“平反六四是引导我们向错误方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热普城”的衰落，似乎没有影响这套本土六四论述在一些年轻人心中扎根。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家住粉岭的郑悦婷，在中学时期已亲身见证水货奶粉战掀起的中港民生矛盾，“每次搭火车，我都不明白为何入闸要排队？为何行李箧会多过人？”她原本只是讨厌“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但近几年开始明白，有问题的是中共政权。”

就算郑悦婷仍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例如摆街站、拍短片，也只为深化“港人认识中共的残暴”。对她而言，“‘雨伞革命’才是真真正正属于香港人的历史”，她也接受下一代香港人赋予这一段历史新的价值，“因为届时他才是香港的主人翁。”

包括理工大学在内，有八间大专院校学生会表明，今年不会出席支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亦不再举办六四论坛，以免“行礼如仪”地重复旧议题；加上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市民不支持平反六四的比率达27%，创2006年以来新高。这难免令那一辈担忧，“那个日子”离这一辈相去甚远。

然而，根据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的观察，发表“反六四”论述的现届学生领袖，并不一定代表大部分年轻人，因为有关论述并非近年冒起，根据2016年及2017年港大同类调查，最支持平反六四的正正是年龄介乎18至29岁的年轻人，其比率高达78%及75%。

李立峰又指出，不少学生会选举的投票率甚低，“他们的胜选可能是因为没什么人投票，而不是得到大多数的票。”以香港大学学生会为例，其于4月进行的干事会补选，投票率仅16.8%。

既然如此，为何那些“反六四”论述似乎较“撑六四”声音更为突出？李立峰认为，这与媒体当中由什么人负责发声有关。他指出，本土论述对六四的真正冲击，可追溯至2013年支联会以“爱国爱民，香港精神”作为集会主题时，被以陈云为首的本土派口诛笔伐，然而，当时陈云所言未获太多主流媒体报道，而较为知名又开始同情本土派的资深评论员李怡，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中港区隔”俘虏青年情感

李立峰续指，上述两位“代言人”都不算是年轻人的“自己人”，直到雨伞运动之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解体，导致年轻人对“大台”的不信任，造就了“本土庄”的出现，也令本土派在媒介空间当中有了一批真正能够代表他们的“年轻代言人”，而且有个别“代言人”如梁天琦及青年新政的游蕙祯，其公众形象不俗，变相也令他们的声音在传播中被放得比较大。

然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虽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当本民前或青政的形象变差时，也不见得有太多的年轻人愿意站出来支持他们，可见这种支持的扎实程度不高，而且容易流失。”

尽管本土六四论的代表性有限，但它确实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在这一辈当中扎根萌芽。这种本土主义政治的共鸣，又是源自哪里？

“很多年轻人有一种不喜欢中国的情感倾向。”李立峰认为，尽管这种“不爱国”的情绪可能源于“不爱党”，但无论外界怎样强调“爱国不等于爱党”，“有关论述变得愈来愈不现实，因为‘党国’真的很强大，它不停压迫你、告诉你‘爱国就等于爱党’，根本没有讨论空间，难免令年轻人‘摒弃爱国’。”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叶荫聪也说，本土主义政治的冒起，其一特点是强调“中港区隔”以配合年轻人的情感倾向。他表示，这一切都源于“本土诠释权”的争夺战，而强调“中港区隔”对本土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定位，也是他们成功改变香港政治斗争方式的重要部分。

叶荫聪续称，“本土派口里虽然也会把中央政府和建制派视为政敌，但他们真真正正的政治对手其实是泛民主派”，当六四事件一直成为泛民政党的政治资源时，本土派就需要瓦解这个政治对手的政治资源，以削弱其道德正当性，因此，大多数否定六四价值的论述，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宣言，容易变得响亮，更有效得到同温层的和应。

比陈云更早提出“本土论述”的叶荫聪，认为怎样的本土才是香港的出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如何理解学生代表的六四论述？李立峰指传承机制越趋弱化，究竟原因何在？政治及文化评论人陈景辉，又认为传承机制应该怎样改善？请点击：【六四29】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下）

上文节录自第11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6月4日）《这一辈为何拒绝记忆那一辈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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