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倡工时32小时　香港的罗致光还在装睡吗？

9月23日，英国工党影子财相麦祖恩（John McDonnell）在党年度大会上表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生活为了工作，并提出“工资水平不变，每周工作32小时”的制度改革。对于矢言要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改善市民生活的香港政府，此岂非提醒？

英国自1998年，每周最高工时为48小时，以左翼为纲的英国工党提出大幅降至32小时，当然会被视为过于理想化，甚至激进，例如商界和保守党均担心此举会影响经济生产。然而，这只是庸人自扰。事实是，工时长与高生产力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一种人云亦云的政治论述。

根据瑞士银行《价格与收入》的2018报告显示，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平均每周工作时数只有34.8，人均GDP排名第二、第三的瑞士与挪威也分别只为34.9和34.2。相反，工时过长会影响在职人士的生理及精神健康，可能拖低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如此看来，工党提出的每周工作32小时，并不必然会影响工作效率。

英国工党正因为脱欧问题，而跟保守党斗个你死我活，此际提出减工时的建议，无疑有其选票考虑。但政党如此提出，并预期民众会受落，反映的是英国社会也不满足于目前的48小时工时规定，希望能优中求优，进一步降低。反观香港，则显得“不思进取”得多。

根据瑞银集团2018年的《价格与收入》研究报告，香港每周平均工时高达52小时，继2015年之后，继续稳居77个调查城市工时长度之首。法例上，《雇佣条例》并无制定任何有关加班费、标准工时、工时上限或休息日工资以保障雇员。

难道只得欧洲人嫌工时过长，香港人便甘愿做“职场奴隶”吗？当然不是。工党立法会议员张超雄便指出，五天工作周、每天8小时工作，“是一个最基本的人权”；工联会亦曾倡议订立44小时为标准工时。然而香港政府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研究四年后，只提出合约工时制度，比起标准工时的保障力度逊色得多。与标准工时不同的是，合约工时不以法律厘定统一的雇员工时，只保障雇员的工时和超时工作，能依据劳资双方洽谈的合约而获得补偿。

舍弃强制以法律规定标准工时，改由视乎雇员与雇主议价能力而定的合约工时，反映政府的思维仍然脱不开市场机制。现实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员工通常处于弱势地位，正因为此，我们才需要法律规管工时的保障。政府将劳工保障寄希望于雇员的议价能力无异于痴人说梦，更是将其应有的责任推卸给雇员个人，做法极度不负责任。

《香港01》及社会争取五天工作周、标准工时等劳工权益，林郑政府却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职责。面对过劳死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说出“死几多人唔系我哋要考虑嘅因素”；面对海外工作假期存在的剥削、工作经验难与本地劳工市场挂钩等问题，罗致光充耳不闻，反而在网志片面地鼓励年轻人出去“体验”一年，对于他们的前程发展及权益等，完全不考虑。

推广工作假期，却不考虑衔接；推广修租易却忽略最基本退休保障等，指向的是政府的无能；把保障劳工权益、二次分配社会资源以达公平公义的责任推到社会个体上，揭露的是政府的无耻。相对于能力问题，当局在劳工权益问题上的不主动、不负责才是更致命的存在。

“01观点”多次指出，香港的民怨因为反修例风波而全面爆发，政府的经济及民生政策不无责任。令人失望的是，曾经提出“60岁也是中年”的罗致光至今似乎仍未明白问题所在，以为能躲在乱世背后，安在其局长办公室叹冷气，并在网志上回忆年少时在外工作假期的美好时光，感叹英国“湖区一游，都是难忘的经历”，抒怀“深秋时份于香港中文大学外吐露港泛舟情调更佳”。

内地有一句话，“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然而，放在香港社会看，却是大部分的打工仔在资本剥削中只剩下眼前的苟且，沦为现代“奴隶”，而政府高官只顾著自己的诗和远方，没有肩负起应有的责任。罗致光及林郑政府何时才收起离地的心态，踏实保障劳工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