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极左”总理败走大选　民粹主义纯属周期现象？

希腊周日(7月7日)举行大选，时任总理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执政四年多后，被中间偏右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 Party）取代。新民主党党魁米佐塔斯基（Kyriakos Mitsotakis）已于周一宣誓接任总理。希腊作为本世纪欧洲民粹思潮崛起的“始祖”，齐普拉斯败走大选，不但是其选举承诺与施政存有巨大的期望落差招致，同时或有一叶知秋的启示——民粹主义仅是周期现象而不是趋势，一旦民众发现新势力也不能撼动旧有的政经秩序时，便会回归到主流、中间路线的怀抱。

即使齐普拉斯在位期间，带领希腊从为期九年的援助计划抽身，名义上正式踏入后欧债危机时代，但周日的选举结果却反映出，民众仍视SYRIZA为功不抵过的政权。SYRIZA在2009年大选中仅得单位数的支持率，但夹着民众对紧缩政策的不满，齐普拉斯于2015年成功翻盘，成为欧洲第一个公开反对紧缩政策的执政党，惟四年后选民也不得不正视选举承诺和实质施政，存有莫大的鸿沟。

回望处于欧债危机的希腊，齐普拉斯脱离政治现实的选举承诺，的确是为选民在窘困提供了不错的迷幻药。试想像，当一国经济已跌入谷底，失业率达25%（青年失业率更高达五成），选民自然会急于求变，寄望政治新面脸孔能打破旧制的无能，釜底抽薪。当年，齐普拉斯依靠简单易明的政纲和口号——反对紧缩措施及增加公共开支，并将一众欧洲的债权国打成“人民公敌”，拉拢选民，惟此等政治承诺在俨如财政黑洞的逃税大国，充其量也是缘木求鱼的选举伎俩。

要盘点齐普拉斯为选民带来的挫败感、失望感，莫过于希腊终归都无法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争取他许下的政治承诺。2015年1月，齐普拉斯发出结束“紧缩政策的恶性循环”的誓言，带领SYRIZA以轻微优势赢得大选，惟不出半年他即要面对债主登门讨债的现实。

简而言之，当SYRIZA矢言要结束紧缩政策，欧洲央行随即剪断希腊紧急资金的来源，结果令国内银行挤提，迫使齐普拉斯实行资本管制，严重打击营商环境和信心。同年9月大选中，希腊选民以“变相公投”的方式，拒绝欧盟援助计划的新条款。 然而，当债权人再施加压力，希腊政府无力招架，最终更要为了价值860亿欧元的第三笔援助金额，重组内阁，踢走不愿妥协的成员。

四年后，希腊的经济条件较2015年改善，并且从援助计划中抽身。但是，齐普拉斯除了违背选举承诺，屈服于IMF、欧盟的“债务霸权”外，迄今希腊失业率仍处于18%，绝非选民期望看见的数据；再者，他向中产增税来补助基层的大计，亦惹起不少排拒。更甚者，他承诺打击逃税、漏税来增加库房收益，好让政府作二次分配的承诺，也消失无踪。

当然，早前齐普拉斯为解决历史问题，力挺马其顿更改国名，为他嬴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与此同时，身分认同的问题或多或少亦使得这历史协议的评价好坏参半，惟亦遮掩选民对SYRIZA的失望。民粹政治危险之处，不在于慷慨陈词，煽动群众情绪的效果，而是“人民的代表”往往自封无所不能。操作上，他们往往将“民众”置于建制的对立面，划出敌我分明的战线，一如齐普拉斯欲挑起国民对债权人的怨忿，继而提出难以实现的政治承诺。事实上，齐普拉斯所吃的果，归根究柢也是当初希腊在华尔街大行高盛的奇技淫巧下，掩盖了一笔庞大的公共债务，以符合加入欧元区标准时所种下。新民主党击败SYRIZA，不但是欧洲民粹浪潮的挫折，也乐观地令人联想到，民粹主义只属于危机时代的反射现象，而非难以扭转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