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该反思的不是制度　而是将制度神化的迷思

1989年东欧剧变，共产阵营瓦解，号称世界超级霸权的苏联帝国崩溃，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横行天下，所经之处摧枯拉朽。似乎到了20世纪的尽头，世界会正如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预言的“历史终结”，自由民主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将成为人类文明的最终章。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英国在2016年以震惊全球的姿态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后，三年来一直深陷于脱欧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如何脱欧，如何处理众多复杂的细节，西敏宫内的尊贵议员莫衷一是。下议院就不同的脱欧协议或意向，进行过不下十多次的表决，却全数不够过半数赞成而遭到否决。面对立国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一，有超过800载优良传统的国会竟然束手无策。

议会失效　公投凌驾了民主精神

号称众议会之母的英国西敏宫，在世人面前彻底暴露其失效与无能，令人对所谓民主的光环发出了疑问。后人曾假借被誉为英国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邱吉尔指，“对民主最好的反驳就是和一个普通选民谈话五分钟”，这无疑反映了英国人对民主制度缺点的洞见。当年公投脱欧以52％对48％的些微差距胜出，不少英国人才纷纷上网搜寻何谓脱欧，甚至有选民公投后高声疾呼，指自己只是打算投抗议票，而深感后悔。不少人更在公投之后改变主意，要求二次公投，希望推翻上次公投脱欧结果的声音开始冒起。然而二次公投的理据果真成立，同样的理由又何尝不能作为第三、第四次公投的原因？

英国一直以代议民主自傲，国会作为人民代表，是国家的实然主权（de facto sovereign），而非人民。其形成除了因其君主立宪及阶级社会传统外，也是先贤对公投本身的专制主义倾向有所警惕。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便曾说，“不能同意把一个如公投或复决此般多次用为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手段、如此偏离我们传统的方式，引入我们国民生活。希特拉的公投或复决方式一直未曾赢得英国人的拥戴。”事实上，公投为拿破仑及其侄拿破仑三世、墨索里尼、希特拉、萨达姆此类擅于煽动民粹的独裁者所喜爱，用以玩弄民意，制造其政权的合法性。

民意善变而多变，意见纷纭情绪却易受煽动，要用一次的简单多数决方式定夺一些重大复杂的议题，本来就十分不智，要把公投结果定于不可推翻的神圣地位，更是荒唐。英国代议制度是在人民主权（people’s sovereign）之上加设一个国会主权（parliamentary sovereign），让人民选举其代表，将人民感性的意见（opinion）在议会内加以讨论和协商，化成理性的民意（people’s will）后方予以落实，目的是避免反复无常的民意巨兽主导了国家的未来。尤其是一个只有“是”或“否”两个选项的公投，根本反映不了多元的公民社会，及其复杂纷纭的意见，也更无法解决当下沸腾的社会问题。

可惜今天的民主人士，往往把民意神化，视之为至高无上的终极依归，无视了人民本身多变善变的弱点。加上今天网络世界瞬息万变，社会寻求即食而缺乏思考，要是有政客和野心家利用假新闻引导民意，煽动仇恨情绪，便能够逆转民意。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美国总统大选便是如此取得意外的结果。

贫富悬殊　导致政制崩坏现危机

然而自诩为理性务实的英国人，又何以如此容易受摆布呢？脱欧公投的结果显示，一直为左翼工党支持者的英国传统工业城镇如新特兰、侯城等竟一面倒支持脱欧。戴卓尔夫人1980年代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外移英国工业、出售国有资产、瓦解工会势力，大量工人被打烂饭碗后，这些破落的工业旧城长期被西敏宫的精英离弃。当2008年金融海啸发生，年薪过百万的银行家得到了政府动用巨额的储备救市，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却饱受经济不景及政府推行紧缩政策的双重打击。

在如此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民粹种子便如旱草遇上烈火，一旦碰上立即烽火燎原。而且在公投此种二元对立，非我即彼，壁垒分明的竞选活动，民粹更易于被操作。右翼的独立党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将矛头直指位于布鲁塞尔的外来政权，以及涌入英国抢饭碗和福利的外来移民，借此鼓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万试万灵的招数。

英国的工人阶级由左转右，原因也是英国的民主政制渐渐不能代表这批低下阶层的声音。自从英国去工业化后，蓝领阶层逐渐消失，迫使工党改辕易辙。1997年贝理雅凭“新工党”路线入主唐宁街，任内对戴卓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依然萧规曹随。当工党与保守党开始同质化，与商界财阀同床共寝，一道沐浴于新自由主义的煦光之下，一股被忽视的民怨却已渐渐形成。在新自由主义30多年的统治之下，金融大行与跨国企业累积了有史以来巨大的财富，在其治下的平民却未曾受益，反而工资停滞，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资本主义之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本质表露无遗。

邱吉尔曾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不断地被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虽不致去到要被全盘否定，但却正值亟待全面革新的地步。资本主义为人类过去数世纪生活质素大幅提升的主因，然而金融海啸反映了市场不受规管，任由银行坐大的恶果。近几年英美出现的左翼回潮，英国下议院后座议员科尔宾（Jeremy Corbyn）与美国联邦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挑战财阀霸权、改革政治制度、重提阶级议程的政纲也得到广泛回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赛似乎尚未结束。

“制度有问题”　这本身并非问题

欧盟虽同意延长英国的脱欧期限。脱欧的死结尽管仍未能解，新自由主义制造繁荣假像的泡沫，亦终要被刺破。一个制度在运转多年后出现问题，本是正常不过的事。比起“现行制度出问题”，我们更应反省“笃信制度已然完美，无需改变”的迷思。不少人虽已意识到民主制度及资本主义并非万灵丹，摆脱了将之神化的认知，却仍然在雾霾之中寻找新的出路。自由民主及资本主义模式能否像之前百多年来一样再次自我修正，世界又会以什么新面貌出现，这可能便是我们在本世纪的恐惧与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