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反映民主制度问题？　梁振英所忽略的政治领袖弊病

英国国会否决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方案，不但英国人关心，亦为全世界关注，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更于深夜发表网上评论。他将英国的困局归咎于“有民主没有集中”，看似一语道破民主政治的弊病，实际上却忽视了更关键的问题——政治领袖不负责任。而后者，或许同是香港从政者须反思的。

梁振英在社交媒体称，自己凌晨三时起床看英国国会的脱欧议案表决，形容“这是英国和欧洲历史性的一天”。他指出“脱欧问题极为复杂，利弊参半”后笔锋一转，表示英国人民、国会或政府都不能“当家作主”，“凸显了有民主没有集中的制度性问题”。

单就英国没有人能决策这一点而言，梁振英说得没错；但能否推论出“有民主没有集中的制度性问题”，只怕言之尚早。进一步思考英国脱欧乱局的成因，其实可得出另一个结论：这凸显了的是政治领袖不负责任的问题。

脱欧的孔多塞悖论

首先，正因为脱欧议题复杂，又同时关乎人民切身利益，即使首相特雷莎·梅有权力一锤定音，都无法消弭社会分歧。带来的认受性危机以至政府诚信问题，随时令社会更陷撕裂和混乱。其实，脱欧的问题出于其复杂性，应对之道应为拆解其复杂之处，而英国政治领袖却没有负起这个责任。

第一，脱欧不只“脱欧抑或留欧”二元对立的问题，实际选择还视乎多项因素，包括未来与欧盟的合作协议、北爱尔兰与爱尔兰的边境问题等，全都会影响人民留欧或脱欧的意向。发起公投的卡梅伦政府打从一开始就将问题简化成二元对立，直接造成当前的困局：英国人在留欧、软脱欧、硬脱欧等多方面游移不定，出现孔多塞悖论（Condorcet's paradox）——没有一个选项压倒其他。

对于这点，卡梅伦会不知道吗？英国政治领袖会预视不到吗？但因为保守党在过去多年，特别是戴卓尔夫人以降，一直饱受疑欧及亲欧之争困扰，令卡梅伦欲以全国公投一劳永逸地摆平疑欧势力，提出“留欧”和“脱欧”两个选项来对决。结果，这次直接民意的展现并不足以为政府带来有意义的决策指引，这两年来英国政客各说各话，各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民意。

不负责任地利用民意

再者，要举行一场直接民主公投，从政者理应给予选民足够的资讯。纵然资讯永不可能完美，但最少也要有一定的可靠程度，足以让选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而非像前外相约翰逊为首的脱欧派那样，不但在2016年未确定脱欧后安排，更刻意避重就轻，放大脱欧的好处而不说清楚可能出现的变数。他们只为了胜出这场政治豪赌，而没有负起政治领袖应有的责任，令社会至今仍陷在留欧和脱欧的两难挣扎。

英国公投对香港看似遥远，但若视之为一种民意体现机制，它亦给予香港宝贵的一课。在土地政策、填海等重大议题上，香港政府均会咨询民意，但要咨询能起真正作用，一开始如何设定议题是至关重要的。若好像脱欧公投般抛出不切中问题本质的选项，咨询结果难以指引社会方向；政府以正反声音相若为由，归咎“社会没有共识”，并“集中权力”、一锤定音，亦只会是赤裸裸的漠视民意。

从政者的双重角色

毋庸置疑，世上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民主政制也会出现流弊。但正因为此，政府要做的是完善公投、咨询等民主机制，让它们更能反映民意，指引政府重大决策。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后，已有学者指出在某些议题，二元选项不能全面反映民意。若以脱欧公投为例，直接跳到“有民主没有集中的制度性问题”这个结论，只怕过于粗浅，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真正问题，无助对症下药。

不论在英国、香港或世界各地，从政者兼具双重身份：他们可能是问题根源，窒碍民主政制的运作；同时肩负检讨的责任，要找出实践起来未如理想的成因。若然他们没有认识问题本质的能力，或拒绝反思，又焉能带领社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