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中俄暗战在经贸　平衡利益建互信

在中美贸易摩擦胶着，以及俄国被指在英国暗杀间谍一案成为国际焦点之际，中国两名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及外交部长王毅同时访问俄罗斯，向世界释出“联手抗美”的姿态。中俄外长会后共见传媒，表示国际社会有必要“让那些自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恢复理智”，并指中俄的合作关系具有“特殊性”，使不少人都将信息解读成联手抗敌的大格局将会形成。不过从历史看来，大国间的“特殊关系”并非只存在合作，当中更存在竞争，同时也受制于国内种种因素。对俄国而言，目前合作的时机既是西方国家施压使然，又是国内经济因素驱使。虽说中俄合作是具有对抗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的象征意义，但中俄的合作很大程度仍受制于两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而非共同敌人。

俄国经济需要中国　但亦忌讳“一带一路”　

观乎历史，俄国对寻求结盟，很多时都出于自身务实的利益考量，多于对盟国意识形态的支持。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二次大战前，曾与苏联签定《德苏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 – Ribbentrop Pact），表面上是旨于建立两国之间的共识和“友谊”，事实上两国除了秘密地瓜分波兰外，皆视《条约》为缓兵之计，暂时放下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对峙，争取更多时间及空间，为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作好准备（两国最终亦于1941年开战）。

引用《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不是要将中俄关系比喻为二战时期的德苏关系，说明两者终须一战。反而是要带出不论是苏联或是俄罗斯，其合作动机都是源于自身迫切的利益考量，而非意识形态或政治原则。大国竞争之张力，亦不会因为条约而暂缓，只是由阳光下的竞争，转到桌下暗地里进行。

尽管中俄高层会后宣布在军事上展开合作，但真正影响两国未来的合作关系能走多远，是俄国的国内变数。因为不管两国合作与否，她们早被美国认作“意图破坏现状的强权”的全球竞争对手，故是次军事交流合作是形式上、被动地回应美方挑战。此全球竞争格局在可见将来都不变的情况下，中俄在对抗“共同敌人”将被动地站在相同立场，但两国微妙的自主关系却是在经贸方面。

撇除俄国因涉毒杀前特务所引起的外交孤立，在国际间以高姿态与中国合作，可说是预见之事。反而，另一个使俄国向中方靠拢的诱因是在经济建设上。在油价大跌和国际经济制裁两大因素夹击下，俄国的经济活力已陷入滞胀阶段（虽在2017年已走出阴霾，但仍未敢乐观）。据IMF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俄国被制裁后，国内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于2015和2016年已录得负数，加上通胀和人口老化等问题来袭，使俄国须借中国之力解决企业融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困局，以维持国内管治威信和自身在中亚的影响力。

自俄罗斯于1990年代的私有化计划变成贱卖国有资产后，俄企一直未能摆脱债台高筑的局面，而中国国企亦于同期伸进俄国的“战略产业”，以贷款方式换取稳定的天然气供应，解决经济发展所引伸的庞大能源需求。不过，当前中国在俄国的经验影响力已从石油、天然气和铁路行业，逐步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伸进俄国定义的利益范围（Sphere of Interest）——中亚。这才是俄国忌讳之处。

各具地缘政治野心　对抗美国“共同敌人”

事实上，“一带一路”和俄国总统普京于2015年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EEU）在战略功能上亦有所冲突。在俄罗斯国内政治氛围中，民族复兴主义已成普京巩固及扩大支持者的既定而有效手段，而普京推动EEU的本意是以经济融合为题，推动中亚五国与俄国的政治联系，从而提升俄国在利益范围的影响力和普京的支持度。

可是，中国在中亚的经贸投资已从昔日集中于能源和矿产领域，延伸至农业、旅游、房产等行业。在传统的能源领域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已成了主要的操盘员，负责将哈萨克的能源向东、西两方输出；而在未有加盟EEU的土库曼和乌兹别克中，中国已成为该国天然气的主要买主，再加上中国资金一直在中亚区内流转，以建设电网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一不使中国成为俄国在中亚的主要对手。

在判定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特殊性”时，不应单纯视之为结盟，而是两国当前利害的共通点衍生的合作关系。须知道，中国透过“一带一路”所彰显的地缘政治野心，跟俄国在中亚的野心有着重叠之处。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比俄国更具优势下，可见将来俄国在中亚经贸发展的地位将日渐被边缘化，令中俄未来的合作关系添加不少隐忧。

由此可见，早前中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同时访俄，情况虽属罕见，但其含意仅是被动地回应美国的压力，形式上表示两国有意加深关系和协调。但当前的中俄关系，比冷战时期尼克逊访华更为微妙。在大国竞争的环境下，要加深两国的合作关系，建立互信，除了依靠美国这位“共同敌人”外，更重要的是从中亚经济利益分配中找到平衡，令俄国能够在中国经济影响力日增下，维持自身对中亚事务的政治影响力，这才是真正建立互信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