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乱局】民粹政党掀宪政危机 脱欧之路还会远吗?
作为其中一支曾夺世界杯的队伍,意大利缺席本届赛事已是一大憾事,但对于国内民众、以至全球观察家而言,目前意国的宪政危机远比失去参赛资格更为重要。意国总理来去匆匆,近十年已有五位总理走马上任,政治势力不断分裂,由一代花花公子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到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所筹组的联合政府可见一斑。今次宪政危机不仅反映政治势力愈趋碎片化,更潜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两大民粹政党 — — 左翼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和右翼北方联盟(Lega Nord)联手组阁的“奇特”组合,会否把意大利送上“脱欧之路”?
意国例子非偶然 民粹成主流是世界大势
在不少观察家眼中,意国宪政危机的重要性,在于会否打开一扇破窗,令整个欧盟陷入分裂之路。早前,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 (George Soros) 在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年会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拯救欧洲》的文章,指出欧盟内部正受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所威胁,并提出三个解决方案,以保欧盟这个“和平计划”可继续运行。
事实上,意国的政治困局,正是全世界对传统政客和建制内部不满的缩影。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本为意识形态和政策倡议分歧极大(甚或矛盾)的政党,前者提倡直接民主、增加福利开支、绿色经济和反贪;后者支持减税、反移民及北面较富裕地区独立成国。但何解两者皆在大选中取得佳续,更有意筹组联合政府?(注)
注: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否决萨沃纳(Paolo Savona)的财长提名,组阁失败,或须重新举行大选。
虽说施政理念南辕北辙,但两党在选举策略上,皆触动到两大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 — 欧债危机后的紧缩政策和难民问题。为应付因过度借贷而爆发的金融危机,意国按欧盟和IMF要求推行紧缩政策,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严重影响基层民众生计。更重要的是,推行紧缩政策后,意国经济可谓毫无起息,GDP总量由2008年的2.39万亿元,下跌至1.86万亿元,而失业率仍徘徊于11%(2016年世界银行数据)。简单而言,即是“愈紧缩、愈穷困”,故可见倡议基本收入的五星运动可在拿坡里(Naples)、巴勒摩(Palermo)和卡利亚里(Cagliari)等较落后南部地区有广泛支持。
不过,在北部较受欢迎的北方联盟则是另一个故事。北方联盟主席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大打反移民牌,情况一如法国极右领袖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和匈牙利总理奥班(Viktor Orbán)的选举策略。自欧洲难民危机爆发,由于意大利(和希腊)处于地中海入口,不少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取道两国登陆,故意国国内的寻求庇护者远较大部分欧盟国家多(还未计算非法入境者)。然而,民众不满救济难民所带来的福利开支和社会问题,正是北方联盟的反移民政策能吸引广大民众支持的原因。
须知,此剧本并非首次出现。在意国大选前,不论是德国、法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还是欧债危机肇始时的希腊,民粹领袖的支持度节节上升,是因广大民众已对传统政党和建制政客信心尽失,无法解决积弱已久的社会问题和欧盟双边关系,令民望将希望投放到极端政党,望激进政策可带来改变。尽管多国情况不尽相同,但疑欧派和民粹领袖走入主流已是不争事实。问题是,欧盟应如何回应疑欧派,以保意国不会被民粹领袖骑劫,引领上脱欧之路呢?
民粹兴起是政策使然 政策改革不可是铁板一块
平情而论,民粹领袖所开的空头支票的确可打动选民,但欧盟在政策上的误判,才是极端政党支持度上涨的底因。目前,欧盟内部债台高筑(按政府债占GDP比率)的国家不只有意国(132%),还有希腊(180.8%)、葡萄牙(130.1%)、塞浦路斯(107.1%)和比利时(105.7%)等国(欧洲统计局,2016)。按欧盟要求意国和希腊执行的紧缩政策效用来看,一旦债务危机重临,其效果很大机会是适得其反。
按欧盟的逻辑,债台高筑的国家可透过紧缩政策,减低政府开支,提升经济竞争力,以重建所谓的“投资者信心”,解决债务问题。不过,此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想法,忽略了三大副作用:一,在紧缩政策下,政府削减福利开支,以减轻政府在资源再分配的重要性,此举往往对基层的打击远大于富者(按比例而言),加剧贫富差距,令基层产生为银行家买单之感;第二,紧缩政策长期或会重建投资者信心,但必先经历阵痛过程,情况一如民众预期经济下行将临,须节省开支,积谷防饥,反过来令整个经济陷入通缩的恶性循环;第三,以欧盟经济体的关联性而言,一国削减开支定必会产生涟漪效应,间接冲击其他经济体,即是把问题“出口”到他国。
此外,早年签定的欧盟法律《都柏林公约》(Dublin Convention),同为意国的政治危机埋下伏笔。目前欧盟难民分配机制“有趣”之处,在于《公约》规定寻求庇护者,只能向第一个踏足的签约国提出庇护申请,而该国则有责任审核并提供基本生活所需。换言之,当众多欧盟国家不愿为意国或希腊分担责任,自然引起民众的疑欧情绪。
意大利的宪制危机表面上是紧缩政策和难民问题的后遗症,但根本原因应落在欧盟政策上。政治上,欧盟作为超主权实体,本须协调各国矛盾,但奈何欧盟的政策不单没有顾及成员国之间发展差异,以划一标准去规管成员国(如财政赤字占GDP不可超越3%),加上无法预视的难民危机爆发,才会衍生出各国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兴起的思潮。
目前,要判定意大利会否踏上脱欧之路仍是言之尚早,但意国的宪制危机,正正给予欧盟警示作用,说明民粹主义当道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刻板和欠缺弹性的政策所致。解决问题之道,在于欧盟能否采用前沿思维,重新审视各国发展差异,按个别“国情”制定政策,化解分歧。反之,若欧盟续以当前的机制处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意国的宪政危机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而索罗斯最担心的一天亦会逐渐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