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交易难解欧盟之弱

3月7日，包括欧盟28个成员国在内的36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OHCHR）共同签署了一份声明，谴责沙特阿拉伯的人权记录。虽说这份由冰岛驻日内瓦大使Harald Aspelund动议的联合声明，是该论坛自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谴责沙特，一名特使更乐观地认为，“欧洲在这方面的团结是成功”。可是，投票团结难言等于成功，特别是“成功”二字，应定义为迫令中东诸国改善人权状况。声明虽呼吁沙特释放国内异见分子，并要求沙特与联合国领导的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案调查小组合作，不过声明所批评的种种情况，并非沙特独有，而是诸多阿拉伯国家的“风土病”（仅有突尼斯较为“正常”）。是次欧盟对沙特强硬起来，与上月底欧盟在埃及与阿拉伯联盟的峰会取态截然不同，宛如患上精神分裂。

与魔鬼交易　弃欧盟价值观

尽管联合声明有用上强硬的措词，但若欧盟欲以一纸谴责，迫使沙特当局正视人权议题，实属妙想天开。事实上，欧盟在卡舒吉被杀后，一直不满沙特拒绝公诚布公，拖慢调查进度，另加上也门内战和诸种国内镇压异己、打压人权等问题，已令沙特已成国际舆论追击的国家。但是次欧盟在投票时谴责沙特，说穿了仅是为了回应外界的压力，徒具其形。

诚如上文提及，欧盟的政策虽说是建基于“民主、法治和人权”，惟执行上却处处与“欧盟价值观”有所抵触，只敢以言相控，却未敢搬出经济制裁，迫使多个阿拉伯国家正视人权议题。

情况一如上月底在埃及举行的峰会，当时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在新闻发布会上，除了客套地表示此时为“（欧盟和阿盟）新合作篇章的开始”，也有强调“双方对维护国际人权法的共同承诺”。可是，该言论却换来东道主总统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的讥讽，指欧盟“不晓教我们关于人性之事”，并称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有着不同的“人性、价值观和道德观⋯⋯请尊重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情况尴尬。

或许，有人会认为若非欧盟有求于阿拉伯诸国，相信其外交政策亦不会带有精神分裂的特质，一边谴责某国违反人权，一边却甘愿与魔鬼作交易。的确，现时欧盟寻求与阿联对话，主要原因是欧洲未能独力解决国内移民问题，而阿联诸国不仅是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主要来源，也是非法经济移民之源。因此与阿盟建立“新合作篇章”，表面上或有其合理性。

此等现实主义的论调，也可见于荷兰首相吕特（Mark Rutte）的言论。峰会前夕，吕特曾表示，“⋯⋯欧洲是时候接受‘权力’并不是个肮脏之词⋯⋯有时你必须和舞池里任何人一起跳舞”。不过，这种将牺牲人权描述为“必要之恶”的外交立场，不单是托词，同时亦把社会问题外判，长远无助解决欧盟内患。

现实主义不是开脱理由　欧盟积弱须正视

为什么欧盟总是认为与专制政权打交道，有时却比捍卫自身的“创建核心价值”更为重要？如同2016年，默克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达成协议，土耳其负责接收从欧洲遣返的难民，以换取欧盟的财政补助（后来利比亚亦有类似协议）。但众所周知，尽管土耳其在卡舒吉谋杀案中扮演“人权急先锋”，但国内管治上却大力打压异己，更是监禁最多记者的国家，理论上绝非“欧盟价值观”的正当合作伙伴。

事实上，欧盟愿与专制政权打交道的外交政策，虽说或可解决燃眉之急，但长远来说所种下的祸根影响非浅，不能忽视。好些相信现实主义的政客认为，在零和游戏的竞争世界中，国家有其安全考虑，故不择手段的政策在极端时期是可予合理化的。的确，近年大量移民涌入，间接滋生出各成员国内部的疑欧情绪，若处理不善必然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绊脚石，但与中东诸国建立关系，也难解内耗之源。换句话，这亦难以合理化欧盟纵容“反人权国家”的外交政策。

以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为例，目前欧盟难民分配机制怪异之处才是问题根源。早年签定的《都柏林公约》（Dublin Convention）规定寻求庇护者，只能向第一个踏足的签约国提出庇护申请，而该国有责任审核并为寻求庇护者提供基本生活所需。当众多欧盟国家不肯分担责任，远观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独力收容难民，这自然引起地中海前线国家的疑欧情绪。即使现时大多难民都被土耳其挡下和隔离，责任分配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故2016年的协议可算是权宜之计，即使缓解了叙利亚内战的余波，亦难保他朝危机会在别国再度上演。

在政治道德上，欧盟如此纵容中东诸国，对自身的管治威信亦有负面影响。诚如索罗斯 (George Soros)  在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年会指出，欧盟内部正受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威胁，不论是德国、法国、比利时、波兰、匈牙利，或是希腊，素有反对基本人权言论的极右政党渐成主流，欧盟当下不单要解决难民危机的外患，更需要站在道德高地，扶正成员国内反自由主义的歪风，而非以现实政治的眼光，强调“必须和舞池里任何人一起跳舞”的双重标准。

当然，欧洲或许无法独力解决移民问题，想以现实主义为借口，开脱与独裁者同流的罪名。这不单反映表里不一的管治作风，亦是欧盟民主治理的失败。可是，当“人权”成了可被牺牲的价值观时，我们离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又会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