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工运】萌芽中的公民社会　维稳思维须同步革新

去年八月爆发的深圳佳士工运，余波至今尚未平息。据“中国劳工通讯”，内地当局在本月20日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至少五名维权人士。虽然具体罪名尚未确定，但很可能与最近的工潮有关。值得留意的是，佳士工潮不但获内地多所大学的学生声援，其诉求已不单纯是改善工作环境和工资，及抗议巧立名目的罚款等，更欲争取筹建工会的权利，望能集结众人之力，与雇主公平对话和协商。近年内地“维权”事件此起彼落，组织能力日渐提升，反映工人对劳工权益的重视，当局不宜再以陈旧的“境外势力”和“维稳”的眼光，看待萌芽中的公民社会。

去年，佳士深圳厂房的工人，因不满被资方剥削，有意自组工会向资方争取合理待遇。资方得悉工人的计划后，抢先成立工会，更把工人代表从谈判桌排除，指控工人筹建工会属违法行为。后来，数十名工人发起维权集会，重提上述诉求，却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拘捕，激起民间关注，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学生更发起声援行动，余波仍在发酵。

单在去年前五个月，内地发生工运的总数，已比前年同期增加95%，这正正折射出内地的公民社会正在萌芽。随着经济起飞，民众不但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有所提升，同时也意识到个人权利、义务及眼前社会的种种不公，而2011年发生的乌坎村事件就是一大例证。这件甚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中，村民代表曾上访多次，惟未能解决村委会以权谋私，把土地私下变卖谋利的劣行，及后爆发多次示威、冲突。更甚的是，当村民薛锦波被刑事拘捕，被关押三天后“无故死亡”，两件事情激化了村民的情绪，也令事件受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最后，更需要中共广东省委交涉、调停，对峙才得以解决。佳士工运或乌坎村事件均反映中国已不能用陈旧的思维处理维权事件。

首先，当局应该反思以“境外势力”来描述维权事件的不当之处。例如，在《环球时报》的社论——《维权不能脱离理性与合法的轨道》中，批评“外部参与的力量则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工会体制，明显有意搅动大范围的社会冲突和矛盾⋯⋯西方媒体则极加宣扬批事有重大意义⋯⋯作为一个支点来撬动中国社会秩序的节奏⋯⋯中国决不能推崇西方式的对抗解决问题的套路，决不能被西方势力带了节奏”。

诚然，过去官方多次把维权运动与“境外势力”拉上关系，或许此举可激起一些排外情绪，团结内部，但这又是否可让民众信服，则不得而知。佳士工运的诉求明确，民众可轻易找到工人惨遭剥削的证据，从旁人看来，较似是工人被迫上绝路，而作出的抗争行为。地方政府没有适时介入，才会令事态升温。如果把一切社会不公之事都贴上“境外势力”，不但未能协助民众争取公义，让他们获得应有待遇，更无异于隐恶扬善的文宣工程，最终难免失信于民。

除了“境外势力论”外，当局亦应反思封锁言论的惯常做法。工运爆发后，新浪微博上，大量的相关讨论和关键词遭到删除和蔽屏。这种粗野的手法不但令工人有冤无路诉，难以靠引起社会关注和舆论，改善待遇，更会激起旁观者的好奇心，适得其反，难言与时并进。敢问，若为官者不能从各个传播渠道得知社会实况，又怎能为民平反不公，改善生活条件呢？

中国40年来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伴随民众对权利的追求，这亦意味着中国公民社会亦趋成熟。有鉴于此，当局亦须反思，处理维权运动的手法是否已经落伍。民众对“权利”的追求，在当代中国是无可避免的走向，不容忽视，亦难以阻挡。当局固步自封，拒绝聆听社会的声音，并非良策。反之，若当局能有效地摆平社会不公，让民众知道政府是站在弱势、受压迫那边，反而更有助建立威望，这才是真正的“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