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有冻死骨　居上位者不知民间苦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这两句揪人之心，不只在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民生困苦，更因为长安京城的富贵人家生活奢华，映照出世道荒凉之讽刺。
周三（1月23日）清晨，64岁临时演员刘何志露宿街头，猝死于尖沙咀么地道。这个都市外表繁华，生活竟是如此困苦，为官者该当何责？

临时演员刘何志为两餐，营营役役，周三凌晨刚完成无线剧集的临时演员通告，在尖东么地道长凳露宿。至早上9时许，巡经的管理员上前轻拍，方知他已一睡不起，由到场的救护员证实死亡。

不论是刘何志自己或其临记朋友，都没料到那一夜的拍摄，已是他的最后演出。

据临记朋友形容，刘何志生前积极争取工作机会，“一日24小时佢都可以开工”。生前的最后演出，则是晚上9时开工，至凌晨4时收工。亦有报道指，刘何志生活拮据，风餐露宿，除临时演员外，亦做不同散工。

因租不起而露宿

刘何志的悲歌，在香港绝非孤例。社会福利署去年五月披露，登记露宿者人数高达1,127人，在五年内增加了一半。而这个数字可能已是低估，因为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曾经指出，2015年无家者已达1,614人。

而社署的调查中，露宿最主要原因是失业以致无力支付租金，占总人数三成半；另外亦有一成半人无法找到可负担租金的居所。换言之，每两名露宿者之中，就有一人是因为租不起地方而要在公园、运动场、停车场等地方露宿。

在这个楼价疯癫的城市住不下去，寻求政府帮助又如何？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已破5.5年，创新高；社署资助六间机构营办宿舍或收容中心，宿位总数才得222，明显供不应求。

结构性的在职贫穷

根据社署的统计数字，85%露宿者无家可归超过一年，换言之他们风餐露宿，并非一时三刻的经济拮据，而是一个长期现象。而当中涉及的结构性原因，除了是香港住屋不可负担之外，还有贫穷问题。

若再重申香港坚尼系数0.539，或许予人抽象之感，那就以临记工作为例。有报道指出，临时演员的时薪往往只是最低工资，换言之工作10小时得300多元收入。更重要的是，拍摄通告并不稳定，令他们收入难料，不足以维持生计。刘何志为何生前打多过一份散工，又为何清晨猝死街头，焉会无因。

在职贫穷的悲歌，在中高龄社群中尤为明显。登记露宿者中，近半介乎50岁至69岁。他们成长于60、70年代的香港，普遍学历不高；踏入五旬、六旬，体力开始大不如前。然现实中，他们不少却在做清洁、保安、废物收集等体力劳动工作，领取微薄薪金，左支右绌。在一月上旬，就有一名年约70岁的保安员工作期间昏倒电梯大堂，送院后不治。政府对这些的支援足够吗？还是根本不明白民间疾苦？

劳福局局长罗致光说得不错，随人口老化，社会呈现延迟退休的苗头。但苗头归苗头，并不代表大多数人有能力继续工作。特首林郑月娥以“年过60仍工作10多小时”自诩，罗致光以“60岁刚好中年”为愿，显然是脱离现实的想像。考虑到临记、保安员等的猝死于工作中，更显居高位者已沦“何不食肉糜”之况。

“平人固骚屑”的情操

以往，政府归咎泛民主派阻碍施政，在立法会“为反而反”。如今，立法会由建制派占大多数，再没借口可言。更何况，来自泛民主派的阻力，往往只在政治议题。在民生议题上，真正能阻碍政府施政的，只有其自身。近日，政府的民生政策接二连三触礁。收紧长者综援资格，引起建制、泛民的跨党派反对；三隧分流，说服不了大多数议员支持；派钱4,000元被视为以官僚行政，阻市民领取。凡此种种已非个别例子，反映的是林郑政府脱离社会民情之弊。

但是，泛民主派亦应反思，他们在民生议题上到底付出了多少？周三，立法会审议《国歌法》，黄之锋在公民广场拉起横额抗议。我们须问，他们会否以同一力度，为社会弱势争取权益？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语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后面还有两句，尽显杜甫对世道关切之情——“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杜甫自言作为一名读书人和为官者，体会到生活之辛酸，平民百姓的忧虑更是何其多。唯有明白自己的局限，才会尝试理解他人的处境。这份情操，香港的为官者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