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职安健水平　罚则不应隔靴搔痒

近日，《传真社》运用《公开资料守则》取得过去两个财政年度（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企业违反职业安全法例被定罪的资料，发现罚款金额偏低，也没有被判即时入狱的个案。今年七月，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讨论文件，建议修订职安健条例，当中包括提高最高罚款水平和监禁刑期，方向正确。过去，但凡政府推出保障劳工权益的法案，都会招来业界的极大反响。就此，政府应将刑罚提升到具阻吓力水平，莫因一小撮人的不满，而牺牲大众利益。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其附属规例为本地的主要职安健法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于1955年推出，政府曾于1994年修订条例，提高罚则。《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于1997年制定，有关罚则维持至今。按现行规定，如果持责人未为员工提供法例规定的安全措施而被定罪，可被罚款由2,000元到50万元不等；在监禁方面，被定罪者的刑期最高由3个月至最高12个月。

职安健条例原意是迫使雇主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如果罚款、刑责不足为惧，雇主自然没有动机保障员工，甚至视罚款为成本的一部分。观乎《传真社》取得的数据，在4,500多宗被定罪个案中，一半个案罚金少于8,000元，这金额对大型企业来说，连隔靴搔痒也算不上。举例说，新世界建筑有限公司两年内被定罪44次，在2016年11月被定罪19次，当中有16项定罪涉及同一条例《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香港法例第59 章），即没有防止工人遭堕下的物料或物体击中。《香港01》翻查资料，发现其首次因《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被定罪罚款为25,000元，在第16次重犯《条例》时，其罚额却为14,000元，不增反减。更荒谬的是，在2015年的一宗致命工伤事故中，涉事公司只被判罚款7,000元。相对于营运成本，这些罚金难言具阻吓力。在监禁方面，过去两个年度更没有任何罪成者被判即时入狱。

当然，如果政府认为法庭判处的刑罚过轻，可申请上诉，但过程费时失事，也为死伤者家属带来不必要的痛苦。故此，相对合式的做法是提高罚则。较诸于其他发达国家，香港职安健条例的罚则实属过轻。以澳大利亚为例，持责者违反职安健条例，最高罚款金额约为2,200万港元，最高刑期则为60个月；至于新加坡的罚金与刑期，则分别是600万港元及监禁24个月，远比香港为高。虽然人命不能以金钱衡量，但提高罚金，至少可以让企业注意到劳工安全的重要性，改善职安环境。

香港劳工权益保障不足，早为人所共见，政府必须尽快修法，提高罚则。政府建议，罚款应与企业的营业额挂钩。其实，罚款与企业的营业额挂钩的制度早在《电讯条例》等法例实施，政府应制定较高的挂钩比率，增加条例的阻吓力。另外，由于政府是主要的基建投资者，为了提升职安健水平，政府也要将劳工安全列为审标的主要考虑因素，将屡屡涉及工伤的承建商列入黑名单。

政府预计将于2019-2020 年度的立法会会期提交条例修订草案。根据经验，涉及劳工权益的法案，那怕只是稍微触碰到商界利益，都会引来极大反对声音。商界必须放远目光，提升员工权益也许会牺牲短期利益，但劳福保障不足，已经成为社会不稳的极大潜在因素，这对营商环境百害而无一利。政府也须注意到，劳工法例所牵涉的，是普罗市民的性命安危，作为社会的管治者，政府应以大众利益为先，提交足以保障员工权益的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