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扰出没个案上升　野猪打避孕针值得做　政府须定期交代成效

十月初，西贡𪨶下及黄大仙富山邨接连发生野猪伤人事件，当中一名女保安员更被咬至手脚受伤。接连有野猪在市区出没，人猪冲突的个案偶有发生。近五年渔护署接获野猪出没或滋扰的投诉个案上升两倍，情况不容忽视。过去渔护署以狩猎队捕捉野猪，受到动保人士批评。署方去年开始试行替野猪打避孕疫苗及芯片，抑制野猪数目，同时追踪牠们的活动范围，试验计划为全球首例。
以往的郊野，今天成了城市边缘。政府固须尽力保护绿化带、郊野公园，但香港始终人烟稠密，郊野面积有限，如果野猪增长速度不受限制，难免会走出市区觅食，到时人猪冲突将有增无减。野猪在都市活动，不一定有袭击意图，动辄捕杀野猪说不过去。反之，以避孕限制野猪增长，似乎是相对合适的做法。政府须定期交代试验计划进度，让民间监察成效。

城市活动扩张　捕杀、放任皆下策

近年市民对野猪关心增加，原因之一是牠们增加市区出现次数。由 2013 年到 2017 年，渔护署接获野猪出没或滋扰的投诉，由 294 宗增加两倍，至 738 宗。

另一原因是民间愈来愈不满枪杀野猪。过往有好一段时间，狩猎是控制野猪增幅的方法。在 1981 年之前，市民只要向政府申请狩猎许可，就可以合法射杀野猪。这是因为狩猎是乡郊日常活动，而且野猪会猎食村庄禽畜和破坏农作物。纵使野猪习惯避开人类，但也被视为有害动物。

在 1981 年，政府成立民间野猪狩猎队，容许持许可证人士枪杀野猪，既禁止一般民众狩猎，同时表示持牌者可以继续狩猎。然而，随着都市发展，人跟野猪的冲突，不再关乎粮农，更多是栖息空间。也因为如此，野猪应否再归入有害动物，值得商榷。再者，如果都市发展侵害了牠们粮食来源和栖息之所，政府和市民更有责任安顿牠们，不应动辄因为滋扰民居就将之捕杀。然而，政府没有适时改变应对方法，在 2016 年，野猪狩猎队仍然出动 61 次，猎获 45 头野猪。

渔护署强调，确定在其他防范措施不奏效时，才会通知狩猎队行动。不过，狩猎队的操守曾经出现争议，例如有市民在野猪出没不远处仍然荷枪，涉嫌违规在周末狩猎等。民间团体和立法会议员大力批评，要求结束狩猎队。

狩猎队必须预先获得警方的书面批准，方可于警方同意的限定日期、时间及地点内进行狩猎行动。星期六、日或公众假期则不可进行有关狩猎行动。在每次狩猎行动后，狩猎队队长必须向渔护署及警务处呈交报告作为档案记录。

要求停止狩猎野猪，不等同让野猪无节制繁衍。由于城市化的步伐难以减慢，如无抑制措施，野猪走入市区与人接触的机会，只会愈来愈多，愈来愈密，甚至引起冲突。

纵然署方和民间团体多番教导市民，碰上野猪不要惊恐，使其受惊施袭，但若果人猪相遇，未必所有人也可保持镇定；而野猪随意出入市区的话，也无异于暴露于风险当中。过往曾有野猪被车撞死，也有野猪咬伤市民，面对这个困局，无为而治实非良方。

打避孕疫苗减少狩猎可取　须交代成效及符合程序

在民间和议会压力下，署方终于在 2017 年暂停安排狩猎队猎猪，并于年底推出为期两年的野猪避孕试验计划。承办商会注射避孕疫苗和植入芯片，以及配戴追踪器，以收集野猪活动及迁移数据，完成后将牠们野放。迄今有 33 头成年野猪被注射疫苗。政府也会在年底咨询立法会有关野猪管理策略的未来路向的意见。

渔护署称会评估计划成效，但需要公布更多资讯，有助民间监察。首先，野猪数目有否趋于平稳，避孕药的效力何时失效，要否需要续注射。其次，有关注团体质疑过往追踪器容易脱落，发现有野猪遭追踪器弄伤，又曾有搬迁流浪牛只令牛只健康转差的案例，从而质疑野猪接受注射后是否原区放回。对此，署方必须具体交代有否考虑上述问题，以助外界释疑。

诚然，市民亦有责任避免野猪到处生活、聚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停止喂饲野猪，因为喂饲会诱使牠们流连，失去觅食本能，更会滋扰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