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纸回收．观点】不应漠视拾荒者的尊严　长者困境更须正视

去年7月，内地发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将来自香港的固体废物列为“洋垃圾”，由于香港回收商一直倚赖内地市场，故回收商一度罢市回收一星期，以期促使港府正视。然而，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刘耀成指，自农历新年后至目前为止，香港一直未获得新配额，预计到了3月底，业界方能获配。回收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废纸围城”的危机背后，揭露本港回收再造业落后的不争事实。另一方面，回收链中最易被忽视的群体——拾荒者，作为环保行业的前线工作者，生计与回收业息息相关。在回收再造产业尚未成熟的社会，拾荒者的角色和作用举重若轻。然而，现实中的拾荒工作属于“非正式经济”行业，拾荒者的社会地位处于最底层。环保工业转型刻不容缓，政府不仅应该思考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还要解决拾荒群体背后的长者贫穷困境。

2017年内地回收政策带来的震荡尚未平息，今年将继续收紧进口废纸标准及配额，本港废纸回收业所受波及不容小觑。即使3月底有望重新获得配额，乏善足陈的回收再造业政策亦无法根治落后的环保工业，届时最受影响的无非是回收业的前线工作群体——拾荒者。

尽管拾荒长者随处可见，但现时官方未有详尽的统计资料。参照社福组织“关怀贫穷学校”2016年1月针对不同地区从事环保回收工作的调查对象，127人中超过85%为60岁以上，其中30%为80岁长者，有98%的人表示他们主要从事回收废纸皮的工作。依靠回收废纸为生是什么概念？据报道，一位超过60岁的拾荒长者，每日需要工作12个小时，卖出一公斤纸皮，只能赚取约0.5至0.7元。一旦受到回收政策冲击，微薄的收入旋即成为商人间博弈的筹码，老人辛苦所得可能只能换取每公斤仅0.3元的回收报酬。在不完善的回收政策和落后的再造产业双重夹击下，拾荒者成为最无议价能力的一群人。

面对环保产业转型呼声，若在政策完善期间，不能为基层人民充权，并做好产业转型的缓冲准备，手无寸铁的基层劳动者无疑将成为第一个牺牲者。这样的先例并不少见。以北京为例，拾荒人员曾是维持高效回收废品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在2012年后，城市发展政策失衡，废品回收站逐一遭到清拆。在容纳20万拾荒者的城市中，受影响的拾荒者人数不可轻视。而北京的城市治理政策，正是反应当权者在产业转型或城市发展中，漠视基层人民的利益，仅将其作为“低端人口”粗暴对待。

反观本港社会，政府及社会对待拾荒者的态度，体现于拾荒者的生活处境；重拾对拾荒者的尊严，政府理应带头做起。借鉴2016年底台中市环保局针对弱势资源回收个体业者推出的“资源回收形象改造计划”，政府联合11家爱心企业对从业者提供反光衣帽、医疗包、手推车等物品，以提升回收业者的安全。同时，有社区学校机构固定提供协助工作，达到保障个体业者收入的目标。为提升资源回收，台中市将增设资源回收站点。台湾已从2005年起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垃圾回收率不亚于发达国家，但依旧存在拾荒者群体，可见拾荒工作者依旧拥有减废能力，并不能完全剔除于社会。

因此，如何为拾荒者提供中短期纾缓措施，保障工作者的安全及尊严，成为政府和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例如，回收价格易受出口地政府进口废物管治政策与外地废物回收价格波动的影响，政府应牵头建立价格弹性机制并提供补贴给回收商，间接保障拾荒者的收入尽量不被影响。

当然，纾缓措施只是一时，究其根本，拾荒者背后是长者贫困的问题。2007年《香港拾荒长者研究报告》访问近百名拾荒长者，超过七成人因经济原因选择拾荒工作。由于长者退休后没有足够生活保障，经济能力不足的长者必须选择继续工作以维持生计。贫穷问题困扰社会多年，据扶贫委员会2016年的统计显示，全港至少有995,800的贫穷人口，占整体人口的14.7%。在长者贫困方面，则有高达337,400名长者属于贫穷，其中仅有八分之一其住户领取综援，其余未领取综援人士中，绝大多数没有从事经济活动。即使领取综援，“有产”老人为了不增加子女负担、亦不想动用“棺材本”积蓄，只能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来维持生活所需。

全民养老金是社会倡议已久的纾缓方案，但政府一直置之不理。2017年8月，劳福局局长罗致光曾发表网志谈论全民养老金，指社会提倡的金额不但不能满足养老需求，亦不能惠及领取综援的长者。然而政府显示出的态度只是回避改善民间倡议和既有的政策缺陷，罔顾社会主流声音。全民养老金关乎巨额开支，政府格外审慎也是可以理解，但面对长者长达30年的退休期以及庞大的生活开支，政府不能在全民退保政策上毫无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