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自立要讲金——贫穷　就注定是“社会失败者”？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是自主？由小时候的世纪大骗案——让父母“帮你保管”新年利是，到有独立经济能力时外出吃饭由你结帐，或者将赚来的钱请家人去一趟旅行、替家居添置家具……要由心感到自主，似乎却离不开一个物质又实际的“钱”字。

明明是在努力工作，赚的钱却只够填补日常开支，不足以上车买楼、玩乐享用，大概是不少港人的烦恼。肯雅宪法学者Yash Ghai形容“贫穷不单止是缺钱或者零收入，广义的贫穷指的是被褫夺活出尊严的能力”。对比起受困于瘟疫、天灾与战争地区的贫民而言，香港生活面对的问题未必是日复日的生命威胁。在香港，贫穷，特别是在职贫穷的问题却一直存在，根据扶贫委员会2016年的统计显示，全港现时有995,800的贫穷人口，是整体人口的14.7%，当中，在职贫穷有200,700户。香港的贫穷是相对于我们生活的社经背景所衍生贫富悬殊、财富过度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问题。贫穷的“罪责”不再规限于个人问题——“懒唔懒”、“努唔努力工作”，反而是社会骨子里的结构问题。

农村至城市，集体变个体

结构性贫穷亦与社会劳动力结构的转变有关。无可否认，自主的意识浮现，令社会从集体愈来愈走向个人化。将这个抽象的概念说白一点，就是由大的扩展家族（三叔二姑姐表姨妈），变成小的核心家庭（父母兄弟姐妹）为中心。家庭结构的转移跟城市都市化的进程有密切关连，从前务农为生的乡村生活注重劳动力，家里有多少个男丁就有多少人可以“揾饭食”，这样的家庭模式到7、80年代的工业社会仍然奉行。不过，自1981年起，香港的家庭数目虽然由120万户翻倍上升至2016年的250万户，但家庭的平均住户人数却由4人跌至3人，这个现象亦吻合一般生育率的下降数字（1981年的生育率为65.2，2011年为33.6），反映踏入后工业社会，家族生活已经不再主流，“多人”甚至会增加家庭的成本（生育、生活开支），但“多一对手”却未必可以多赚一份钱，因而促生更多小家庭，这正是知识型经济社会的一大特质。

对比起农村以及工业社会而言，“家族”的作用以及影响力相对减弱。举例说围村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系统，宗族内生活的人依靠围村内的私塾获取资讯，现代却不然，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更进一步扩阔获取资讯的渠道，活动的空间由“私塾—集体”变成“手机—个体”，私塾不再是唯一的资讯渠道，个人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与自主权，从“无得拣”变成“有得拣”，因此不需要依附家族取得社会优势，而学懂自立便成为个人能力的本钱。例如01社区的【单身女读白】报道中，两名女生便以搬家的途径尝试独自生活，学懂自立，质疑集体生活褫夺“独立”的空间。

三十而立？

当社会的意识已经改变，但个人的生活资本又是否足以支持这种生活形式的改变？在北欧三国（瑞典、丹麦、芬兰），青年平均会在19.6、21以及21.9岁搬离父母，展开独立生活。不过根据香港青年协会2010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有63%的18至39岁受访者仍然与父母同住，受访者同时表示是基于缺乏经济能力而不打算独立生活，反映经济条件是影响独立生活的一大阻力。

讽刺的是，在香港从事低端技术的工作甚至比高端技术的有更好的薪酬待遇，反映香港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场。在香港从事餐饮业的洗碗工作，一个月的薪酬可达17,000元，已经比本港入息中位数的15,500元高出约1,500元。在香港社会没有足够资源吸纳人才的情况下，一方面令掌握高端技术的知识阶层流走，令劳动市场向下流，另一方面亦令其余掌握高知识的劳工失去经济自主的可能，个人的价值，即赚取的工资全由市场决定，难以自立。

由经济条件直接连带影响的因素，是改变住屋环境条件的能力。单身女读白中的两位女孩想要出走独立，结果变成与屋主共居，与陌生人分享居住空间。共居又是否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理想生活方式？就结果而言是与“独立”、“自主”的初衷相反，因为共居只是一个节衷的解决方法。这样的社会现实亦同时反映在基层的居住情况上，当市中心的楼价成本愈来愈高昂，低收入者只可以愈住愈远，以节省生活成本。不过，根据香港01在2016年的报道显示，即使是偏远地区如洪水桥、元朗、屯门等地，由于远离市区，房屋租金相对廉宜，是不少基层的首选。由于房屋需求大增，这些偏远地区的租金相继上升，单次升幅更可达16.7%，令基层市民宁愿住市区的㓥房、凶宅也不愿意落户偏远地区，反映在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市民根本没有选择，亦遑论在现况下讲求奢侈的自立，凡此种种，都并非一个健康社会的征象。

当社会大众对“自立”有迫切的现实需要，社会环境又能否配合大众思维的进程发展？如果自立的定义必须透过赚取的金钱才得以量化，就现阶段看来，社会不能避免只会继续出产更多三十而不立，如亲建制人士周融言及的“社会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