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西九症结不在财困 文化政策应脱行政束缚
日前，立法会监察西九文化区联合小组会议显示，西九文化区未来三个年度将录得近17亿赤字，在10至15年无法达成收支平衡，西九财困问题再度引人关注。纵观近年来西九文化区的营运情况，用途及预算规划均饱受诟病，西九年复一年成为“使钱”无底洞。
文化项目蚀钱不难理解，亦应包容，但西九文化区的问题源自于政府漠视统筹规划，城市发展缺少文化愿景，一味讲究公关宣传和城市形象，这不仅会剥夺多元文化的发展空间，长远下去亦无助于记载并传承本土文化。文化发展蹉跎已久，究其根本，实因政府以行政管理的思维制定文化政策；只有让政策脱离官僚积习，方能从根本培养文化软实力。
西九规划莫忘文化艺术本位 当心沦为旅游地标
近年来，西九文化区的争议声不断，M+博物馆的建造进度本已不如预期，前政务司长、西九董事局主席唐英年早前还透露，将在M+博物馆附近建造葡萄庄园，并称“一行行的葡萄，人站在那里，影相一定很美”，“我们独一无二的地方，是有维港在（葡萄园）后方”。此等言论不禁令人哑然，西九文化区的定位究竟是以文化艺术，抑或已沦为辅助旅游发展的地标建筑？
香港自诩为国际城市，贯通中西文化，却未见得政府善加应用，借鉴博物馆发展景况，便可知一二。斥资49亿元建造的M+博物馆，是西九文化区的重点项目，自始便背负“从香港的角度出发，配合宏观及具国际性的视野，专注于收藏与展示20及21世纪的视觉文化”的使命，欲成为世界上最具规模的视觉文化博物馆。然而，回看殖民地时期以来的香港博物馆发展脉络，文化机一直构隶属政府架构，社会未曾有过蓬勃的博物馆文化。
发展博物馆文化 从订立博物馆法做起
首间博物馆于1869年创立，博物馆承载的是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与公众生活相距甚远，可谓“不接地气”。六七暴动后，文娱活动成为殖民政府安抚市民的镇定剂，1980年代至2000年，政府建造了很多康乐设施，却始终无统筹性的文化规划。随着博物馆收编于康文署，各项批评不绝于耳，包括博物馆的运作官僚、须与其他政府部门争夺资源、较少推广本地文化艺术、策划被动保守。
博物馆发展本有革新的机会，2003年文化委员会曾建议将博物馆公司化，即另立法定机构管理博物馆，摒弃低效及繁琐的行政流程，曾任文化委员会成员的黄英琦认为，“博物馆在营运上要有灵活性，以聘请更多专业的策展人和顾问”。就此，国际知名博物馆早有先例，例如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现代艺术博物馆，以至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均为私立博物馆或由法定机构管理。
然而，反对者往往认为博物馆若不由政府营运，将因得不到赞助而要抵押藏品；外国的私立博物馆所以能持续营运，全因有文化艺术教育为基础，博物馆文化深植社会发展之中，不是香港学得来。然而，倘若政府一直将这种说辞作为拒绝博物馆脱离政府的理由，不做新的尝试，博物馆只会成为行政架构的附属品，文化艺术的普及教育亦只是纸上谈兵。
政府一方面否定博物馆公司化的建议，另一方面又不主动推动订立博物馆法，使保障博物馆组织架构和财务机制得不到明确规范。早在2005年，香港博物馆馆长协会在撰写《香港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计划意见书》时，已促请订立博物馆法，当局却不予重视，仅以《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搪塞，但该条例旨在说明博物馆的一般管理事务（例如当局可禁止参观者带动物入场），完全不涉文化。借鉴于重视文化（真正重视文化本身，而非只求将之产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法国、英国、日本和台湾，都已订立或通过博物馆法，既然政府有意将M+博物馆塑造成国际顶级视觉博物馆，何不从订立基本法例做起，完善文化发展的进路？
文化发展沦公关宣传 长远不利本土文化传承
西九自规划以来纷争不少，回顾2016年底故宫文化博物馆风波，无不暴露出政府对于文化政策规划流于形式。当时政府在无公众咨询的前提下，一锤定音决定建造博物馆，引起极大争议。若先放下文化项目政治化的疑虑，政府理应先评估社会对一间新的博物馆有多大需求、各间博物馆的用途和定位是什么、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否符合西九文化区原本规划等问题，而非避重就轻，一再强调故宫文化博物馆非政治任务。
另一方面，无论是林郑任命前政务司长唐英年为西九管理局主席，还是政府直接委任严迅奇作为故宫文化博物馆设计师，均显示出业界和公众的话语权少之又少。除西九外，由政府制定的法定机构、专责艺术策划和发展的艺发局亦有此问题。在艺发局的人事架构中，民选委员仅有10人，政府委任人数却高达17人，比例之悬殊，足以令人质疑艺发局的自主性。政府指定的法定机构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其他隶属体制内的文化机构难以何摆脱官僚主义。
香港缺乏统筹性的文化政策，主流政策未能融入文化愿景，已是老生常谈。近年来，香港政治、民生矛盾频发，夹杂其中的文化事件冲突亦不少见，Hidden Agenda 是为一例。总体而言，无论是社会期许还是政府宏观规划中，文化发展已被摆在次席，就算是风生水起的西九文化区，政府也只是将其视为一张宣传用的名片，从未见到政府以本土文化发展为本位，再谈文化多元共融。
台湾在2012年成立了文化部，近年来又订立《文化基本法》、《国家语言基本法》，开展“全国文化会议”，协同发展文化、创意和经济的中介组织“文创院”亦逐渐成形。台湾向来注重文化软实力，并将本土文化深植民间。无根者不立，一个城市若没有本土文化脉络，难以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保全自我，理智的政府均应深谙其道。政府可先做文化软体及硬体方面的普查，了解业内及社会需求，调整文化架构，使文化政策不再沦为其他政策局的附属品，小至订立博物馆法，大至设立文化局，政府均应考虑，推动文化政策革新，订定城市的文化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