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新一任特首的重任：成立文化局　为香港文化发展定位

香港是个自由开放的世界性城市，中西文化交汇，却没有建立一个如纽约、伦敦等国际文化大都会的蓬勃文化环境。2012年，现任特首梁振英提出设立文化局，后来随着五司十四局未能在上届立法会休会之前通过，文化局也一同夭折。是届特首选举如箭在玄，新一任特首随即诞生，而其中两位候选人曾俊华与林郑月娥在竞选活动中均再次提到设立文化局，令民间再次牵起相关的讨论。回顾香港的历史发展，理解到现时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再梳理现时本地的文化政策，文化局设立实属必要。

政治议题凌驾文化 文化局胎死腹中

于2012年，梁振英提出设立文化局，随即引起大量讨论。但因为梁振英强硬的管治作风，使得香港的政治会局势渐趋紧张。不少人更质疑文化局的出现，会否沦为政府口舌，成为香港的“中宣部”；而当时文化界以至不同的政治组织，都一致赞成由黄英琦女士担任文化局局长，但最后梁特首却任命许晓晖女士担任局长，部分文化界人士质疑许的能力与文化视野，因此干脆推翻整个文化局。

文化局的夭折，再一次反映出近年香港事事被政治化，最终导致一些对香港发展至为重要或关键的政策或措施趑趄不前甚至胎死腹中，更加剧了社会矛盾。不少原因都是基于政治因素考虑，但文化虽然涉意识型态，却不单单以此凌驾一切，让香港的文化艺术发展停滞不前。

多于民政事务处与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需求

于殖民时期，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后，港英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文艺基础：香港大会堂于 1962 年落成，是本地第一座具备国际水平的多用途文娱设施。后来经历六七暴动，港英政府于1970年代初调整了治港政策方针，不但逐步吸纳华人进入决策机制，以增强英国对香港的管治，又开始建造地下铁路、成立廉政公署、实施九年免费教育、进一步扩展公共房屋计等，为往后香港二、三十年的繁荣稳定奠下重要基础。而随着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民生条件改善，社会大众亦开始对文化活动有较大需求，在政府和市政局的支持下，香港艺术节于1973年成立；1974年香港管弦乐团职业化；1975年创办香港艺术双年展；1976年举办亚洲艺术节；1977年举办国际电影节；1977年成立香港艺术中心、音乐事务处等等，都是由上而下带动民间文化艺术发展的例子。

九七前的文化艺术发展，一直由文康广播科负责，两个巿政局则负责博物馆、图书馆和表演场地等硬件的管理和制订节目的工作，港英政府却一直没有为香港订立一套完善的文化政策及制度。回归后两年，当时的特首董建华解散两个巿政局，把原本负责文化体育和广播的文康广播科拆散，文化体育归入民政事务局管辖，2000年又成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称康文署）负责日常的执行工作。

同年，政府又成立文化委员会。文化委员会是高层次的咨询组织，负责就本地文化政策及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向政府提出建议，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制定推动本港文化长远发展的原则和策略，推动香港的文化发展。该委员会曾于2001年3月发表了一份以《人文荟萃，日新又新》为题的咨询文件，提出推动香港长远文化的六大原则与策略，并于2002年11月发表以《一本多元，创新求变》为题的咨询文件，进行第二次公众咨询，就文化艺术教育、文化设施、资源调配、行政架构和其他重要课题(包括文物保护、文化交流、文化产业及西九龙文化区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然而，当时何志平上任民政局局长后，并没有执行文化委员会提出的六大文化政策建议：以人为本、民间主导、建立伙伴关系、全方位推动、尊重表达自由保护知识产权、多元发展，改为以筹办活动为主，令其辖下的康文署与民政事务处以康体娱乐为主要定位，重点工作仍然停留在提供康乐设施、捕鼠灭蚊、足球博彩、邮票设计、帮佣管理、游泳池清洁、大厦与旅馆业监督等，不单无法贴近全球化下不同城市竞争软实力的大势所趋，同时亦无法满足市民日益增加的要求。而一些大型的文化艺术项目包括西九，又波折丛重，争议连连。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年，特区政府理应更着力扶值本地的文化发展，让香港保持竞争力，成为真正的国际大都会。

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与韩国文化产业交流基金会联合发布的韩流经济效益报告估算，于2015年，韩流直接和间接带动出口约70亿3000万美元左右，除去消费品出口和旅游收入的文化产品出口金额为28亿2000万美元，其中K-POP等音乐产业带动出口3亿5400万美元，仅次于游戏和电视节目出口。于2016年9月12日，韩国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玄旿锡更预计2017年韩国文化产业出口额将由2012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100亿美元。

当然，文化所指涉的范畴不止于产业，但韩流的成功例子不单说明了周边国家重视文化，使得软实力大大提升，成为国家收入来源之一，进一步抛离香港此一“文化沙漠”。更重要的是，当香港市民迷恋他国文化时，亦会如何影响文化身份的建立，甚至对自身文化身份会否产生错置，实是值得担忧之事。

文化局的重要性

在这情况下，文化政策的整合，有其必要性。虽然于当今政局下，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成立都会惹来批评及反弹，尤其经历过廿三条、互联网廿三条和故宫博物馆等的争议，不少市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几近破产。当提到文化局时，不少人都立即联想到政治，甚至恐惧民间文化与艺术家会被“收编”。但这些争议和忧虑都不应成为否定文化局的理据。由殖民时期到回归二十年后的今天，政府都没有好好在文化发展的层面上为香港定位； 近年更有不少人一提起文化，就只一味怀旧，崇尚过去的光辉岁月。但时代一直转变，世界亦急遽发展，若只停留于过去，只会让香港停滞不前，最后落得被边缘的后果。另外，对本地的文化生态及未来方向作出讨论，亦不利香港人认识与厘清自身独特的身份。

在设立文化局时，亦需要建设一套良好的系统，协助文艺教育可有系统地进入中小学或社区、全面培育相关的专业人才、增强全民基础文化艺术教育。更重要的是，现时香港政府并没有设定一个长期性的艺术数据统计系统，如阅读和电影等等文化行为数据。没有数据和资料，政府或民间团体便无法更有效地分析市民的喜好习惯，从而梳理出文化政策的重点方向。设立文化局，可以更有系统地整理资源与政策，再而鼓励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文化艺术的认识和参与；丰富整体社会的文化内涵；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建立共同价值观。

如此，比起只一面倒反对设立文化局，更应去讨论香港需要一个怎样的文化局？文化局局长应该具备什么么条件？香港需要怎样的文化政策？政府有否包容的心，去鼓励本地不同的文化、艺术、思潮？大众亦应更开放地思考文化局的好处与重要性，再而讨论后续政策，文化才可发展，从而丰富心灵。另外，无论将来由哪位候选人成为特首，政府都应抱持包容多元的态度，以具备广阔文化视野的眼光，为文化局建立一个良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