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公路翻九巴．观点】事故现场退一步　守住传媒职业道德底线

2月10日晚大埔公路发生的巴士侧翻严重车祸，已造成逾19人死亡，是近年频发的巴士事故中最严重的一宗，车长待遇、工时、操守等问题急需检讨。事故发生当晚，救援现场争分夺秒，有记者在现场向救援人员“争取三分半钟”的片段，一经网络流传就引起众议。虽然该记者所属传媒机构事后发布声明指，记者未干预救援现场，但兹事体大，同业及社会各界都应反思，在灾难或事故现场，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价值是什么？新闻专业与新闻自由不应成为职业操守的挡箭牌，在重大事故现场，媒体的权力愈大，责任愈重。

根据网络流传片段，消防为救援而要将侧翻的巴士吊起，警方要求现场记者移到较远的山坡位置。此时，现场有女记者表示他们正在做新闻直播，需要警方多提供“三分半钟”。对此“要求”，现场人员表示理解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但仍须将救援放至首位，故记者必须离开。尽管该名女记者应允，但另一名记者在几分钟后仍旧出现于镜头之中；而经网友“起底”，两名记者均为无线员工。

尽管目前无证据显示无线记者阻碍救援，但在重大事故现场，一间主流媒体的“三分半钟”直播要求，对传媒行业已是很大警醒，也令公众质疑新闻业的职业道德，更不用说对受难者家属造成的无形伤害。对于今次事件，新闻机构应该正面回应公众，而非回避已经造成的影响，甚或指责其他媒体从中炒作。无线电视在昨夜发声明，指女记者已在警方要求他们离开时称“好”，加上消防是在数小时后才进行吊车，所以该台记者绝无阻碍消防救援行动。此则回应没有澄清该台记者有否真的遵从指示离开现场，抑或仅为口头称好，无助厘清事实；至于指消防在数小时后才吊起巴士，所以记者无碍救援，这种说法更是偷换概念，混淆“结果”与“过程”。

不过，更值得社会讨论和反思的是，新闻从业者在灾难或事故现场，会如何受恶劣的行业生态影响其判断？媒体中高层对现场的把握和调度应该为何？身为记者，追求真相时应该牺牲为人的自觉与同理心吗？

在重大灾难和事故现场，传媒有责任为大众尽快提供最新及最完整的资讯。这也就意味着，传媒在现场有天然的权力，能够监察不同责任方，为大众厘清真相。但权力并非无限大，由于现场通常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制约和监督媒体，一般只是由警方维持秩序，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能够自觉地秉持最基本的新闻道德和操守。以今次事件为例，无线记者有否影响事态发展和秩序，是否需要救援人员付出额外气力“照顾”媒体需求？

或许今次记者的直播要求只是无心之举，他们并非故意妨碍现场救援秩序；但值得警惕的是，前线记者在现场要求给别人为之预留时间和空间，已成常态，例如我们在社交平台的传媒直播中，时常看到团体发言前，会先安排媒体拍照。这种安排虽有其合理之处（尽管可能会影响当事人的状态），但在事态严重的现场，着实应该放下这种惯性思维和一味求快的心态。

另一方面，业界亦应检讨在报道灾难新闻时的处理手法，发掘有助大众了解事件本质的不同方向，对责任方问责，而非集中报道受难者及其家属的惨况，以免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平心而论，前线记者在现场确有其难处，他们不仅要克制个人情绪，还要具备判断力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尤有甚者，更大的压力可能来自“后方”同事对“抢镜”新闻的要求，这与现时的传媒业生态息息相关。事实上，煽情和低俗的内容确实引人注目，大数据分析早已能证明这说法，而现今传媒业界竞争激烈，媒体往往倾向选择“更多人看”的新闻和写法。而愈来愈多的劣质内容，亦会反过来影响读者对内容质素的判断力，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究竟是读者影响了内容，还是内容宠坏了读者？而如此恶性循环导向的结果，终究会在“关键时刻”显露无遗——巴士翻侧导致数十人伤亡，记者们在血腥的现场为应付上司而紧跟家属，尽力挖掘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才算完成这单新闻。

无疑，记者在现场的职责是往前进一步，对挖掘新闻真相理应责无旁贷；但在事态严重的时候，更需要有退后一步的道德感和责任心。这或许需要更多勇气和决心，但作为一个人，至少可以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