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察】华为被拒诸门外 国家安全不应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撰文: 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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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初始,已经成为中国科技巨头的华为就收到进军美国再次受挫的坏消息。早前,美国电讯公司 AT&T 宣布退出华为针对美国消费者推出手机的协议,意味着这家已经打入逾 170 个国家的科技公司依旧被全球最大的电讯市场拒之门外。作为目前排名第一的民企,华为的迅疾发展离不开近二、三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以及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互联网贸易战。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科技巨头在世界发展轨迹,足以彰显出中国在科技及互联网领域的蓬勃野心;同时,中国致力于发展科技产业,亦逐步影响国际科技巨头的对华策略。

华为发展迅猛,已经进入逾170个国家,却始终难以打入美国市场。(路透社)

华为发展迅猛 民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说起华为,最为人所知的应是其智能手机产品,在华为创立短短三十年中,已经取得在国际通信行业的领先地位,成为中国唯一在主流行业实现全球化的民企。华为的全球化之路可以“农村包围城市”作结,足迹遍布俄罗斯、非洲、东南亚、欧洲、北美,先以低价打入发展中国家,继而进入发达国家。目前华为业务已涵盖逾170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人口全球逾三分之一,2016年的海外营业收入逾55%。

与过往中国企业形象不同的是,华为注重创新研发,2016年华为的研发费用约763.91亿元(人民币),占总营收15%。在通信行业长期由爱立信、思科、诺基亚等跨国公司垄断的情况下,华为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甚至在2014年和2015年连续获得全球专利和知识产权数量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华为最早的海外销售缘起于亚洲、非洲、拉美国家,随后才进入欧美市场,这个路线与中国的外交路线紧密相关。作为中国海外贸易团的成员,华为在中国对非洲和南美洲等新兴市场的投资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中国布局“一带一路”,发展经济外交,重点在基建、贸易、投资、金融和政策等方面。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曾言,“没有一带一路就没有华为,但反过来说,华为也造福一带一路。”事实上,以华为为代表的民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

2004年,华为于英国成立欧洲地区总部,开始以运营商网络结合定制手机的方式进入欧洲市场。随后发展迅猛,2005年成为英国电信公司的设备供应商,同年还与全球知名移动通信运营商Vodafone签署全球采购框架协议。相较之下,华为在美国市场的拓展就一波三折。事实上,自2008年后华为进入美国早已频频受阻。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网络安全和技术创新更是大国博弈的砝码,作为科技巨头的华为,亦是大国贸易和外交战的一枚棋子。

以手机产品打响名堂的华为,其实亦出名“人工高福利好”,借以吸引人才加入公司。(视觉中国)

企业发展与国家政策制定相辅相成

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在创立华为前为解放军军官的身份,一直是外界对华为怀有戒心的原因。尽管华为保持否认态度,外界仍质疑这间民营企业与政府有直接密切关系。但无论华为和政府关系如何,不可忽略和否认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对高新科技、互联网的政策谋略,对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国际企业的成长有极大帮助。反过来,这些企业的发展亦会促进国内经济转型。事实上,近年来民企对中国经济的助益远大于国企。

在2004年,中国开发银行向华为在客户提供1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这一额度到2009年时翻三倍,达到300亿美元,帮助华为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业务成型。任正非亦曾言,“如果没有政府政策保护,华为将不复存在。”如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路径已经从利用成本和劳动力的优势实现“中国制造”模式,转向高端技术市场。

2015年,中国政府提出《制造2025》,旨在引导中国产业从低附加值的制造活动,过渡到中高端制造业务,还推行了成立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举措;而后在2016年,“十三五”规划亦有明确规划科技项目,可见政府近年尤为重视创新和科研规划。

目前已为全球三分之一运营商提供网络设备的华为,亦会在国家政策中分一杯羹。在2014年,国企中国移动进行全球最大规模4G设备招标,华为就占据优势取得31%的份额,电信巨头爱立信只赢得9%的份额。2018年,华为即将支持全球建设5G网络,此举亦会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支持。同时,近年来华为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则为中国工业和互联网的结合打下基础。

由于中国实行网络安全法和国家安全法,外国科技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受掣肘。(路透社)

信息安全争议:国家安全不应成为贸易壁垒

尽管华为一直想进入全球最大的电信市场,以此证明其品牌价值,但近年来美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多以网络安全和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将中国的资讯通讯技术公司拦在门外。必须承认,科技外交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环节。

2012年,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发布报告《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与中兴通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问题的调查报告》(《Investigative Report on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Chines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Huawei and ZTE》),指出华为未能解释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企业结构、运营情况等,并称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向华为与中兴提出任何需要利用二者系统的要求,华为与中兴都有义务配合。尽管有评论声音指出该报告彰显政府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但华为不够公开透明的制度在国际社会中的确难被接纳。

但显然的是,信息安全保卫战中不止有美国参与,其他国家亦有以信息安全为由、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将华为拒之门外。早前,华为海洋网络公司 (Huawei Marine Networks) 的海底光缆铺设工程在南太平洋部分受澳大利亚抵制。在2012年,华为还被澳大利亚禁止参加国家宽带网络竞标。在以上事件中,澳大利亚政府都以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网络利益为由,对外国投资加强控制。

苹果iCloud中国业务由国企云上贵州运营。(路透社)

国家安全和贸易保护主义从来不是单方面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对全球影响逐步扩大,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亦有对西方科技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策略有所掣肘。例如2017年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法》,旨在加强政府对信息、数据和技术的控制,却有增加贸易壁垒的嫌疑。2015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则要求经济和关键部门技术须保证安全和可控,意味着在企业须允许第三方进入公司网络、向第三方提供源代码等。

为进入中国市场,西方科技企业必须做出妥协,苹果将中国的 iCloud 业务交给云上贵州公司。而贵州早已在2013年就开始拓展大数据产业,2016年在国家发改委、通信部、网信办共同促成贵州建立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同时,中国互联网的审查制度一直饱受诟病,Google、Facebook等网站长期被封锁,去年底网信办则向这两家公司抛出橄榄枝,欢迎二者在遵守中国法律和规范的前提下回到中国市场。

不可否认,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知识产权是每个国家都应该为公民利益守护的领域。制定清晰法规,让外资公司可以依规循矩有序进入市场,是各国政府应有之义。不能法规说一套,实际操作上却以各种法规以外的理由限制外资活动。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应以客观和公正方式对待外国企业,尊重国际贸易规则,而非以此为借口变相成为保护主义的壁垒,破坏创造经济价值的利益和各国公民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