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低端人口”无处不在　城市发展不应过滤弱势群体

“低端人口”无疑成为年底最触动人心的词语，北京的地方政府以粗暴手段驱赶低收入的外地人，广获公众关注。人人自危，人人自嘲，每个人都可能随时成为低端群体的一个端点。低端人口并非只存在于内地城市，被挤压、剥夺自主选择权的弱势群体遍布不同国家，人道主义危机可以在任何地方悄然发生。如何在城市病蔓延的当下，反思弱势群体对抗城市发展政策时，面对权力不对等的困境，值得人们思考。

低端人口不等同于外地人，低收入、低学历人士亦是其中一种，只是在中国城市人口流动的语境下，低收入的外地人在低端人口中占比较大，故在今次事件中外地人成为被驱赶的主要群体。为了城市更新、控制资源，大城市往往会用不同方式清理低端人口，这在中国、西方过往的发展历程中并不少见。例如上海采取的是软性处理方式，通过拆除出租屋变相让低端人口搬离。

事实上，北京一些地方政府早在几年前就开始规划清理低端人口，目标是将人口限制在2300万。2016年底两会结束后，北京各个城区公布人口控制计划，单是东、西城区就计划在未来5年内疏解30万人。近两年，政府相继采用收紧教育资源、“以业控人”等不同方式赶走外地人。今次粗暴的采取清理活动，受火灾后清拆违章建筑触发，要求人们在断水断电、无善后措施的情况下，在极短时间内迁出。随著北京加快清理步伐，近日网上又传出包括深圳和广州在内的多个城市，以相似手法清理低端人口。

在这一系列暴风般的清理运动中，我们的关注点不应只停留在政府粗暴的行政手段之上，而是在面对城市更新、城市功能转变的时候，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漩涡中的束手无策，个体对抗城市、甚至是国家时权力不对等的困境。虽然香港未有类似内地城市的发展路径，但在贫富差距逐年加大、贫穷人口的数量高企不下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结构中仍处处可见阶级区隔、低收入人士面对绝境的情况。同时，近年盛行城市更新项目，观塘旧区重建、利东街重建逼迁、菜园村逼迁事件饱受争议，如何在对抗城市病的同时，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权利，在城市发展中秉持人本主义，是当权者和每一位社会公民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今次北京大兴区大火促使当局借机扫除安全隐患，让人们回忆起1953年底的石硖尾大火。当时因内地难民涌入香港，住房资源紧缩，人们在九龙北部山区搭起木屋。一场大火后，数万居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房屋，无家可归。此后，港英政府先在附近建起两层高的平房，又在火灾原址建造29栋徙置大厦。就这样，公屋从灾后修复工程中诞生，成为底层人民不可缺少的社会福利。

回到当下寸金呎土的香港地，楼价节节攀升，公屋轮候册愈来愈长，许多低收入人士被挤出普通住房市场，蜗居㓥房。㓥房是住房市场异化的产物，通常环境恶劣、面积狭小，不宜长期住人。据社福团体统计数据，现时至少一万人居住在工厦㓥房中。自2011年，屋宇署大力打击包括工厦㓥房、天台屋在内的楼宇僭建物，但未有明确的执法标准。今年6月，葵涌一幢工业大厦有12户㓥房住户被逼迁。两相比较，其实屋宇署同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手法可谓如出一辙，在不提供安置方法和善后方式的情况下，逼迁被迫生存在违法住所的弱势群体。政府若不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调整政策，打破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资源的禁锢，香港的住房问题恐怕难以解决，居住正义的实现遥遥无期。

另一方面，低收入人士的居住权利往往会成为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牺牲品。2009年，唐英年在展望中港融合的前景时直言，“住在东莞去沙田返工，或到尖沙咀返工，就同今日你住在沙田、上水、大埔在尖沙咀返工一样咁方便。”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唐还提倡收入低于2万元的家庭，搬至深圳龙华区居住，因他们的收入在香港难有高素质生活。2013年，瑞银投资研究执行董事王震宇曾声言，低增值人士应该离开香港，以腾出空间让高增值人士来港。种种言论，无疑显露在高端人士眼中，低端人口应被社会淘汰。不可质疑，无论“高端”“低端”，人们都应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若城市资源已有触顶之势，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政府更应谨慎处理资源分配的问题，不应将经济发展置于人权之上，忽视社会制度和结构催生出资源分配不公的困局。

1949年，纽约兴起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数以万计的穷人或移民被迫搬迁。为清除和重整破旧的荒废区域，政府拨款推动铲除贫民窟，建起高楼大厦。在修筑曼哈顿厦成高速公路提案中，工程影响将波及416幢楼房、2200户家庭、365间商铺等。与此同时，社区保护主义者Jane Jacobs则坚持捍卫穷人在城市发展中的权力，反对大规模重建，并鼓励社区参与都市空间规划；她还以专业知识，推动政府摘除西村“贫民窟”的称号。纽约的城市更新运动迄今仍未终止，曾经的贫民窟居民逐渐成为城市有机体中的一部分，而非沦为边缘群体。规划署于2007年发布的《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中，预计2030年人口将达840万，届时社会资源将引发更多争议，本地人和外地人、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冲突亦会愈发明显，政府应有长远规划，避免人权成为经济发展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