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年年扶贫年年贫　草根苦况　政府何时真正理解？

贫穷线下人口又增七千，没有意外，只有愤怒。愤怒的不是社会无计可施，而是官员的碌碌无能，坐拥近万亿储备而对着过百万的穷苦大众袖手旁观。蒲松龄于名篇《种梨》中批评素封者对父子兄弟较尽锱铢，于淫博迷心处则倾囊不吝；里面说的，不正是我们月薪高达数十万而漠视民困的官员吗？

据政府公布数字，本港去年的贫穷人口为 135.2 万，贫穷率为19.9%，较前年增加 7000 人，为 2009 年有纪录以来的新高。政策介入（包括综援及长生津等现金援助及公屋等非现金援助）后，贫穷人口勉强下降至99.6万人，“成功”守住政府非常重视的不逾百万目标。

香港采用的标准为相对贫穷，与中国大陆或世界银行的绝对指标有异，而与大部分发达地区相同，以住户入息中位数的五成为贫穷线，相对欧盟的六成为低。那到底是多少钱？一人住户是4000元，二人家庭是9000元，三人家庭是15000元，四人家庭是18500元，六人以上家庭则是20000元。

《香港01》去年在公布贫穷数字后的“社论”是这样评价这些数字的：

一人家庭贫穷线竟然划于匪夷所思的3,800元。可见一人住户的贫穷线其实已属“赤贫线”。在今日的香港，一个成年人如何能靠3,800元月入过活？

只要把3800这个数字换上4000，去年的评论，今年依然可用。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困境；年复一年，似无止境，这是不知何时出现在香港的“劣常态”。民生是政治重中之中，然而我们的官员在推进扶贫政策上却一直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甚至抱着“低于百万”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政绩”顾盼自豪，怎教人不气愤？

实在，没有甚么值得官员自夸的。港的这条相对贫穷线，究其根柢，实是一条绝对赤贫线。据社联上月公布的分析，贫穷线下的家庭有51%入不敷支，居住在私楼的则高达75%。贫穷户中，竟有高达四成家庭面对食物匮乏的窘困——这应该出现在富裕而强调公平与正义的香港吗？每当社会有所诘难时，政府官员、包括“江湖地位”显赫的罗致光局长总会有方法回答。如指出现行贫穷线是相对指标，香港不可能像大陆般制定“灭贫时间表”云云。

当然，社会不会奢求政府真的能够制定一套完整、长远而令人满意的扶贫、脱贫、灭贫政策。始终，部分港府官员的精英习气、懒政作风并不是单单呈现在扶贫一环，而是在政府内部环环相扣的。在这种“坍塌式无能”面前，市民也只能实事求是地作出卑微的要求——例如，政府能否定下目标 ,令政策介入后贫穷口人下降至较合理水平？又或合理修正那令人气愤的“4000元以上月入就算脱贫”，以使资源更多地调拨至亟待帮助的草根市民？至少，能令我们的基层大众，真正免于饥寒。

香港社会贫富悬殊严重，统计处五年一度公布的坚尼系数已达0.539，身处社会中上层的幸福一群，也许会不明白民间困苦，甚至疑惑贫穷户为何不申领综援？

这还须“归功”于政府长期污名化综援与公屋户。政府永远只视领取合理资助、居住在合理租金房屋的居民，是“攞着数”、“攞福利”的一群，是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种种不必要的污名化，一如林郑月娥的“绿置居”一样，不断往草根阶层身上添标签。社会保障从来都是市民的权利，不是福利。住公屋避开政府矢口不认但实际运行的高地价政策，也是市民应该拥有的权利。可惜的是，面对这些不应出现的污名，不少基层市民只好选择哑忍承受的苦路。当然，更多的是政策设计上的缺陷，无情地把他们排斥出受助群体，有冤无路诉。

香港的扶贫灭贫发展，有两大要务是政府必须直面的。

一是制定扶贫指标与时间表，立下“军令状”监督主事官员不能懒政卸责，真正落实问责。虽然我们常说不少官员习气沉积、懒政卸膊，但同时也深明部分心怀壮志的官员受制度捆绑、难有作为的实况。邓小平曾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香港的官员，不论是政治问责官员还是政务主任，都是从精英中万中选一的超级精英。若然他们就算有心也没有办法全力为社会做好事，那定然是制度出了问题。制度出问题就必须检讨、修正，令好人能在好制度下做好事。香港在这方面大可向大陆学习，确切做到唯才是用，而非倒过来像李明逵般自吹自擂认为大陆可以学习香港的公共行政体系。

二是扶正社会大众对扶贫措施的观感认知，令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中下层市民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光明正大地接受他们应得的社会扶持。这个指标是相当明晰的，就是令市民不以申领综援为耻，也不会认为自己住在公屋是低人一等；其他的市民也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这就须由长远教育及改善公屋住房质素等领域多管齐下。

困难？不为也，非不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