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贩卖.大马直击】假兼职、高利贷逼运毒 访毒骡破碎家庭
《香港01》耗时逾一年,走访香港七间监狱,接触逾50名囚犯,寻找被忽视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六名马来西亚籍“毒骡”引起记者注意, 跨国毒贩集团除了设下陷阱,欺骗学生、单亲妈妈等经济地位弱势人士带毒出境外,亦会通过逼迫、长年培育关系、债务捆绑等方式,控制毒骡为其运毒。人权律师何珮芝认为,贩毒集团以剥削为目的,利用欺骗、操控手段,使毒骡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情形符合联合国对人口贩卖的定义。记者在监狱探访他们之外,亦前往马来西亚寻访他们的家人,揭开他们被贩卖的故事,倾听家人的伤痛。系列之二 全文请参阅《香港01周报》记者:郑祉愉、慈美琳 摄影:梁鹏威、叶家豪 马来西亚直击
为好友高利贷担保 华裔青年被迫运毒还债
34岁的马来西亚华裔青年阿北对记者感叹,在香港狱中日子太难熬。他帮朋友担保借贷,怎料朋友“走佬”,自己却遭高利贷集团强迫运毒。阿北的经历,正是人口贩卖中的“债役”,即遭债务控制,要求以劳抵债。
阿北身材高大,中学毕业后,任职汽车音响行业,未婚独居。2017年11月,认识五年多的老友赌波输了三万多令吉(约七万港元),要求阿北做借钱担保人。阿北印象中,朋友是个有钱人,从无财政问题,想着只是帮他暂时应急便答应了,“谁知他忽然走佬”,自此无法联络,债务顿时转移到阿北身上。
未几,债主催阿北还债,阿北还不了,对方要求他携带现金去香港,声称一次可还清债务。他惧怕高利贷背后的黑社会,知道“不能不接受”,于是到对方要求的酒店见面。阿北记得,当时房里已有五六个高大男子,其中一人表示,“今日不带钱,带货。”一问才知道货是毒品,阿北立即拒绝,男人高声说:“不带可以,还机票和食宿钱啦!”
大腿被绑毒品后来港
付不出钱,又分不清那些人的身份,阿北担心对方随时动手,更怕日后连累家人,他最终选择扛下来:“我好担心,但无得退。”
对方以胶纸将毒品绑在他的大腿上,并将机票交给他,五六个人一同搭车去机场。抵港后,阿北在绿色通道被海关拦截。在毒品化验期间,阿北已打算认罪,因可以减刑三分一,“如果不认罪,要打官司,要花钱,随时坐得更长,家人想帮都没什么可做。”阿北提供家人的联络方法,记者尝试联络,但没有回复。
境外打工遭扣报酬 为求归家被迫带货
离吉隆坡车程一小时的瓜拉冷岳县小镇,印度裔青年Haziq一家十口居住在简陋的单层房屋,包括母亲与妹妹一家人,Haziq则与妻子及三名子女挤在一间房。
Haziq今年34岁,原是合约制跟车工人,2018 年夏天,他跟随同事去了越南河内市。他一边用手比划,一边用简单的英文单词对记者说。那里有一份夜更锅炉清洗工作,工作四日就能赚到3,000令吉(约5,760港元)。Haziq从未出国,家人曾因担心而劝阻。
“你必须去香港 否则不能回家”
工作完成后,Haziq追问当地老板:“我回家的机票呢?”对方竟说:“你必须去香港,把这个袋交给我太太,否则不能回家。”双方争持,奈何未收到工作报酬的Haziq负担不起回程机票。对方给他三个背囊,他见里面是一些校服与运动鞋才敢带走。对方办好机票,透过电话和短讯一步步指示,Haziq则需一路拍照汇报行踪。
抵港后他被海关拦截,职员问:“谁的袋?”他表示是自己的。“知道里面是什么吗?”他答校服和鞋。海关从三个背囊的暗格,搜出三公斤冰毒。
Haziq 自此杳无音信,到去年7 月底,家人收到他从收押所寄出的第一封信,Haziq妹妹说,“当时全家人都哭了。”之后的每封信,Haziq都重复地写:“我一直哭,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跟随朋友。”
领事馆职员堕人情陷阱 谈生意踏上不归路
在香港女惩教所的初次探访,被捕两周的C看起来强作镇定,但仍难掩惊惶无措的眼神。两周前,她从工作的领事馆请假,想着来港帮朋友谈生意,如今却身陷囹圄。
C今年44 岁,是印度裔马来西亚人,曾在多间领事馆任文职,离婚十年。五年前,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娶了印度裔太太的尼日利亚商人Y,二人成为朋友,她甚至带同女儿到Y的家吃饭。
C向记者细述被骗经历:“我接受Y请求,他说要出差,需要值得信赖的朋友全权代表他,以促成一单生意。我说我一无所知,Y说不要担心,他的生意伙伴N会安排所有事,Y也会与我保持联络,我只需在场。”
Y要求C飞去巴西和香港,酒店、机票等费用全包。C最终由新加坡出发,途经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其后往巴西圣保罗,N把她带到当地一间房屋住下,翌日前往机场途中,N将一袋衣物及一个书包交给她,叮嘱要手提,不可寄舱。Y指香港会有人收取,又吩咐她为商业会面做准备,并指示C预订一间位于重庆大厦的宾馆。C认为真的是谈生意,一直没有起疑。C抵达香港后被海关拦截,关员撕开书包背部,发现逾两公斤可卡因。按香港量刑标准,携带1.2 至4 公斤可卡因的刑期至少23年。
老父照顾四孙女 “不知自己能活多久”
“我传给Y最后一个讯息:‘我被捕了’,想追问Y,但电话被拿走了。”C在惩教署职员帮助下购买长途电话卡打给家人,C的父亲立即向领事馆求助。
记者在马来西亚近打县的咖啡茶座与C的父亲会面,“我女儿是无辜的。”他坚信。他展示C在旅途中传来的相片和讯息,指她一直尽力照料家庭,本以为C能帮朋友,顺便出外走走,大家都为她高兴。
C的大女儿只能恨:“Y一直很贴心(sweet),我们很尊敬他,母亲也信任他。”C 的大女儿事后一直用短讯、社交网站和电话联络Y,Y只接了一次电话并假装不知情,自此不再回复任何讯息。C的母亲夜夜失眠:“我们不知道能活多久,孩子们会不会没有人照顾?”
一人受害家庭破碎 跨境举证陷困境
毒骡往往来自低收入家庭,记者接触的六名潜在人口贩运受害者中,四名为印度裔。印度人占马来西亚人口7.5%,四成属于贫困人口,被称为“被遗忘的族群”。
2017年,马来西亚上班族平均月薪为2,260元(约4,339港元)。Haziq是合约工,一家十口,目前仅靠两个人合共赚2,500令吉(约4,800港元)生存,Haziq妹妹哭诉:“我们根本没钱,没有办法去看他,邮票也好贵。”C的父亲忽然要靠养老金供养三名子女,R的母亲负担不起来港的费用。
小仪父母:不如认罪换减刑三分一
小仪父母因来港两次探望女儿,毕生积蓄快告罄,母亲说:“但我地只得一粒女,可以点?”。对香港司法程序,家属一无所知。基于香港司法制度中,认罪会有三分一的刑期减免,小仪父母劝喻女儿认罪:“不认罪,输了,要多坐几年。”
马来西亚人权律师珊吉(Sangeet Kaur Deo)指出,在法律上证明一个人是不知情或非自愿运毒十分困难,希望港府在拘捕这些带毒入境者时深入调查。“他们要去香港见谁?谁会来取这些鞋子或背囊?”以了解他们被骗或受到威胁的可能性。
珊吉已接触其中四个家庭,但远水不能救近火,“可以做的有限”,只是协助搜证,然而举证困难。例如物证,上机前小仪的手机资料,就先一步遭受毒贩清洗。跨境人证作供更难,首先当地警方要抓到毒贩,对方愿意证明毒骡无罪,亦要求两国惩教及执法人员合作,才能安排在香港庭上以录像给予证供。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
数年间,毒骡被招募运毒来港的链条从未停止。三年间,在港被捕的30余名马来西亚毒骡,仅有一名获判无罪释放,重获自由。
C父仍然不能接受一向优秀的女儿,一夕之间沦落成阶下囚:“我的女儿只想帮助朋友,她太好人了,已为此付上代价了。”
探访Haziq家的那日,记者和一家人坐在院子乘凉,大人们神色凝重,小孩子们则在屋子和院子不停穿梭。夜幕降临时,Haziq的妻子已讲到哽咽,累了的小儿子坐在妈妈身边,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原来那天是他的生日。
Haziq已离家七个月,他妹妹告诉记者:“Haziq的小儿子有时会望着天,有飞机经过,他就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
(为保护当事人及亲友,文中阿北、Haziq、C、Y、N均为化名。)
《香港01》人口贩卖跨国调查【专页】毒骡——隐蔽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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