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党｜不分新旧港人的“现代领土经济体”

来稿作者：伍俊飞

今年年底，第一批循高才通项目来港的人员将届满两年续签期，特区政府已经开始检讨和完善该政策，并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引进人才政策。由于参与高才通项目的人员以内地人为主，社会和政府对政策的反思令“新香港人”一词再度频频出现在主流和社交媒体上。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因为我们很少听到“新深圳人”“新伦敦人”“新纽约人”等类似说法。我们认为，“新香港人”的称谓，既缺乏政治智慧，也与政治理论和实践脱节，会加剧社会认同混乱，不宜继续广泛使用和传播。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形式和内容都在发生嬗变。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世界主要由“领土国家”（Territorial State）组成，包括城邦国家、领主国家、帝国、宗教国家等形态，而民族国家体系在十七世纪才出现。1648年10月欧洲国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著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承认和建构“民族”观念，构建 “民族国家”，塑造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的一致性。

民族国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它开启和加速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也为后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提供了思想和制度武器。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是提供共同认同感的“民族”，而这种认同感的主要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共同的社会体制，这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个体主义精神开辟了道路，引领欧洲国家走出了混乱和愚昧的中世纪。

然而，民族国家在上世纪末受到严峻挑战。一方面，现实世界很少存在像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大多数国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政治实体，而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渴求使得大量来自亚非拉的移民进入欧美国家，包括大量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穆斯林人口，这导致西方国家发生以“911事件”为标志的价值观反抗运动；另一方面，西方思想界出现如火如荼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主张去中心化、多元化和非理性主义，这对民族国家体系支持的单一认同、单一价值观、文化权威等带来毁灭性冲击。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即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向“领土国家”回归，重新成为多民族、多语言、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政治实体。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本世纪初迅速成长起来的台湾独立运动，还是2019年发生的强调本土认同的香港社会运动，显然都生不逢时，是违背世界大趋势的思想潮流，而西方国家对其的支持，属于典型的双标行为。

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现代都会，其发展自然应该与世界成长的脉搏相契合。香港不是一个国家，但类似于西方向领土国家的辩证回归和螺旋式进步，理应转型为一个“现代领土经济体”（Modern Territorial Economy），抛弃所谓新旧港人思维，以开放的心态和胸襟，热情接纳更多不同语言、更多不同文化、更多不同价值观以及更多来自不同出生地的人才。

香港市民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通过改革开放，努力把香港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我们都在统一政治管辖和治理之下。不管市民来自何方，一旦其获得合法居留权，就应服从特区政府的管辖，无论其对政府的认同程度如何。我们不论拥有多么不同的价值观，都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市民不仅要尽到缴税义务，也要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保持平衡，不能为了私利阻碍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

面向未来，香港市民宜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反对分裂，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坚持独立的普通法体系，维护社会秩序，限制权力扩张，保护个人自由和资本权益；坚持自由与合作的资本主义，推动经济朝著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鼓励文化多样性，以文化交流超越文化隔阂、文化互鉴超越文化优越。这实际上就是政府与社会、资本与劳工合作共赢的香港命运共同体建设。

作者伍俊飞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院长。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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