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杀人的禁毒战争　菲律宾总统再惹争议

当法律无法解决问题时，暴力是否唯一出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上周二出席公开活动时，被指承认了去年因毒品罪行下令暗杀一名政治人物。虽然总统发言人事后澄清是“口误”，但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发起的“禁毒战争”，无疑采取“宁枉勿纵”的态度。他若纵容、鼓励甚或下令法外杀人（Extrajudicial Killing），不仅是没有审判下强夺他人生命，也无法重建菲律宾的法治和秩序，赔上社会对法治的信任。

《纽约时报》报道，杜特尔特上周提及一名去年被枪杀的市长时，表示“你这畜生，我伏击你”，引起关注。但他上任总统以来，在毒品议题的言论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勇武修辞自变得正常不过，甚或是拢络支持者的手法。杜特尔特年前不但将国内的吸毒者与犹太人作类比，称“希特勒屠杀了300万犹太人。现在（国内）有300万吸毒者⋯⋯我很乐意把他们宰掉。”惹起全球犹太人公愤；他在回应数以千计涉嫌毒品的法外处决时，杜特尔特不但举起中指回应欧盟的批评，更称“即使欧盟在责骂我⋯⋯我当市长时还可以。但是现在不同了，因为我是总统。你为什么要侮辱我？好像我是你的下属⋯⋯干你。”这些言论令人瞠目结舌，足可反映出其管治作风。

这名一度声称曾把匪徒从直升机抛人下去的总统，撇除其出位言论，打击罪案的成绩又如何呢？数字上，杜特尔特正式掌权后首35个月，马尼拉大都会区的严重罪案（如谋杀和强奸）锐减57.69％，表面上看似不俗，但其副作用亦不容忽视。禁毒战争全面开打后，官方的死亡数字约为5300人，亦有人权组织质疑是“报细数”，另有估算数已突破一万人。据非政府组织ACLED指出，本年1月以来，杜特尔特的“清洁菲律宾运动”已发生逾450多次对针平民的暴力袭击，造成490人死亡，使该国名列于印度、叙利亚和也门后，成为全球第四大危险之国（以平民伤亡计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亦因此通过决议，介入调查菲国警方手中的数千个死亡个案。

菲律宾毒品问题的严重，但此能否合理化杜特尔特止暴制乱的铁血手段？杜特尔特16年上任时宣称吸毒者达300万，但据官方危险药物委员会（DDB）的数据，2015年的估算数字为180万，反而在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揭竿后，DDB统计的吸毒者数目便跃升至2018年400万至500万人，杜特尔特本年更称人数已达到700万至800万（约占总人口 7%）。这个爆炸性的升幅，要么反映出禁毒战争无助减轻滥药的问题，要么就是数字被当局夸大，误导民众相信国家正陷于危难，合理化禁毒战争的手段。回顾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时的管治权术，后者的可能性只怕更大于前者。

诚如哥伦比亚大学的Sheila S. Coronel指出，杜特尔特的管治权术是借用自上世纪当局镇压共产主义的叛乱。80年代末期，美国中情局为协助菲律宾围堵共产主义，向棉兰老岛的平乱行动提供“技术援助”。在此期间，平民可以手持步枪、长刀在街上巡逻，寻找可疑共产党员“私了”。千禧年后，共产党员众矢之的地位却被“罪犯”取代。2001年，杜特尔特曾在电视节目中，大声朗读出市内贫民窟500名毒贩和嫌疑人的名字。结果，节目播出后一个月，“杜特尔特名单”上至少四人被发现死亡。这种“公私刑”协作计划，在当下的禁毒战争仍屡见不鲜。

菲律宾的毒品问题固然严重，需要正视，但此处斟酌的是法治程序公义。事实上，有些治安较差的地方，执法机关为扶正社会秩序，有时会跳过程序公义；以反恐为由，赋予执法部门较大的权力，便是一例。可是，政府在此过程中仍须尊重法律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法外杀人一举无疑是未审先判，破坏了无罪推定原则，更遑论私刑难以能符合法律的比例原则。此可谓反映出一个悖论——禁毒战争竟是以违反法治原则，重建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