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痛药成毒品　“新鸦片战争”是谁之过？

早前（1/12）在G20的中美元首晚宴上，两国领袖同意为贸易战降温，达成90天“停火协议”。框架协议除了有特朗普最关心的农业、能源、工业等贸易议题，亦有涵盖鲜有提及的药品管制——中方同意将鸦片类药物芬太尼（Fentanyl）列为受管制药物。此举正回应特朗普早前表明，美国必须阻止“廉价又致命的芬太尼从中国涌入”的指控。
不过，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已反驳指控没有证据，并称特朗普的评论“不可接受”且“不负责任”。同样重要的是，不论孰是孰非，特朗普誓言要阻止芬太尼从中国传入，反映他忽视了禁毒运动的两大问题：一是从“供应源头”打击滥药的效用；二是贩毒者的生活迫人。若特朗普无法解开征结，续诿过他国，长远而言，也是治标不治本的下策。

毒品战早有前科　从源头减毒可行吗？

虽说鸦片早在美国内战时已经盛行，但随嬉皮士和反传统文化运动蔚然成风，加上不少士兵在越战身心受创，染上了吸食大麻和海洛因的恶习，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迎来了第一波滥药高峰期。有见及此，1971年时任总统尼克逊发动了“毒品战争”（War on Drugs），更宣称“美国的头号公敌是毒品，为了压制和击退敌人，有必要发动全面攻势”。在尼克逊主政时期，美国对毒品的打击面已从需求扩大至供应层面，剑指中、南美洲的毒品供应链。

诚如尼克逊自己亦曾指出，“只要市场有需求，自然有人会愿意承担风险，满足需求”，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反毒政策。尼克逊不仅在1973年成立了缉毒机构，亦在美墨边境发起了拦截行动，试图迫使墨西哥政府有所作为。最后，美国政府以双边贸易作“筹码”，成功大幅减少墨西哥供应到美国的大麻数量。可是，最后哥伦比亚却取代了墨西哥，成为美国主要的大麻供应国，整体供应未见明显减少。

“毒品战争”不但未能制止毒品流入美国，同时更为中、南美洲诸国带来连串的社会动乱。例如，列根上台后采取“零容忍政策”，把战线扩大至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等国。不过，有文件记载列根政府和中情局（CIA）执迷于推翻尼加拉瓜的左翼桑地诺（Sandinista）政府，与当地的反对派武装分子“合谋”，表明只要他们支持白宫的政策，美国便会容忍贩毒活动。后来，美国官方的调查报告更指明，“因怕危及尼加拉瓜的内战努力（注一），主政中美洲的官员未能解决毒品问题”。

多年已过，历史已证明“毒品战争”根本无法彻底从供应面上，解决滥药问题。“毒品战争”的客观结果只是迫使毒贩改以更具“创意”、更多元化的手法贩毒，如美国封锁了巴拿马的物流渠道后，哥伦比亚的毒贩便改经墨西哥，从陆路（或地道）偷运毒品到美国；结果，持续多年的“毒品战争”只换来不升反跌的吸毒人数；更甚的是，有学者指出，美国缉毒局（DEA）的执法行动，同时为中、南美洲多国带来更多的暴力罪案和违反人权的情况（注二、三），故“毒品战争”难言是有效的对策。

枪枝难解毒品泛滥　贫穷是一切根源

点出“毒品战争”的失败，并非是认为当局应以消极、悲观的政策和态度，应对日益严重的滥药问题。反而，要根本解决潜藏在社会逾百年的问题，必须审视脉络，反省现有的缺失。尽管这观点实为老生常谈，但长远却是最有效的药方。

一如正常的经贸活动，毒品交易已构成了一条全球供应链，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生产制毒原料、加工，再走私到发达国家。对于阿富汗、秘鲁、哥伦比亚这类“出口国”而言，大量农民愿意种植鸦片、可卡因等原材料，并非因为他们不知所制毒品在远方的祸害，而是此等农作物能使他们在短时间内脱贫，才会甘愿接受毒贩摆布。故单靠枪枝，根本难以彻底根治毒品问题。

那么发达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就以美国的情况为例，虽说当地经济远比发展中国家发达，但相对贫困同是诱使人们铤而走险的原因。须知，农民定不可能直接把毒品送到消费者手中，而须经过贩毒组织设立的批发商、零售商、个体卖家。不少国家的毒品条例甚严，阻吓力不低，但为何依然无法消除这条毒品供应链？在社会贫富悬殊、资本监管不足的大环境下，脚踏实地工作的人，是最受资本家剥削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贩毒不但可以“一夜脱贫”，更能扭转贫贱的社经地位，改变人生，故铤而走险的原因并非单单是走捷径、享荣华的“自由选择”，背后亦有其社会学解释。

事实上，正如特朗普的政治修辞一样，不少当权者把毒品泛滥的责任推卸到供应国，却无视了问题的结构成因，就如早年美国成功把墨西哥毒枭“矮子”（Joaquín Guzmán）引渡至美国受审，解决了政治压力，却无助缓解国内滥药的情况。再者，芬太尼本为镇痛剧，有合法的医疗用途，只是人们抵受不住诱惑，才会使其成为“毒品”。因此，特朗普把责任推到中国，不但是转移视线，同时亦与前人一样，误以为堵截供应就是解决问题之道。

注一：冷战时期美国对区内、以至全球的社会主义运动极为敏感。FSLN（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上台后，卡特（Jimmy Carter）迅速调配财政和军事援助，支持被推翻的苏慕萨家族，引发新一波内战。列根上台后，更无视国会禁令，增加对反桑地诺派系（The Contras）的军事援助。
注二：Bartilow, Horace A., and Kihong Eom. "Busting drugs while paying with crime: The collateral damage of US drug enforce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5, no. 2 (2009): 93-116.
注三：Bartilow, Horace A. "Drug wars collateral damage: US counter-narcotic aid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America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2014): 2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