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应鼓励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香港从来都是一个被尊重，甚至是被羡慕的现代城市，但近期的社会冲突显然已经改变其性质。《香港01》不断倡议“是时候改变了”，然而目前的变化是多种变化路径中最为艰苦的，我们尊重香港人做出的选择——或许正因为香港的问题是如此严重，当要对症下药时，却发现已病入膏肓。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获益者，亦有其牺牲者，我们不愿意认为这是简单的宿命论，更不相信这就是“俄罗斯轮盘”，但却无法不从这个方向想像。今天香港所面对的挑战，正是预告一个旧的香港已经一去不复返，问题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新香港”，这一点香港人还没有表态。

目前的混乱不会是任何一位或几位政治人物可以讲清楚的，它需要香港市民更强势表达自己的集体愿望。其实，市民最初提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时，可能就是要寻找一个阶段性的解决方案，不希望大家都是如此混沌地被社会形势牵着鼻子走，但发展到今天，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已经成为香港人集体反思的手段，人们希望用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机制来讲解自己的要求，而不是被其他人喧宾夺主，越俎代庖，包括傲慢无能自认为拥有一切权力的香港政府，或者自认为拥有一切真理、正义和市民会无条件支持的激进示威者。

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一把秤，大家都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无法接受某一小群人的说法，更何况是几个政府高官。若不通过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机制，社会无法达成共识，形成“集体”的意见。然而，为什么政府会如此固执？特别是特首和主要公务员大都曾经在港英殖民地时期工作过，一定知道“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成效。可以说，以往委员会的成绩大都不错，市民普遍接受。当然，对于中央政府，这种“独立调查委员会”是陌生的，但只要大家都保持开放态度，用心聆听，我们深信中央政府亦会同意并支持成立这种临时专责组织。

我们的信心来自于中央政府在过去多年就是通过类似形式推动改革。由于中国地缘广阔，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生官员集体瞒天过海的事情，中央政府经常委派“异地”的公安或司法人员，甚至包括官员，或者直接委派完全与该地方无关的中央大臣处理某个地方的突发或群体性事件，避免由于地域利益，出卖公平正义、欺压市民的事情被制度漏洞所遮蔽。近年中央建立的“巡视”制度，就是中央政府通过筹组多个“巡视组”，由各种官员（含中央和地方，在职或退休的）组成，他们之间有时候根本不相识，之前没有合作关系，与被巡视对象亦不会有任何利益联系，目的就是要进行“独立调查”。

事实上，这些“巡视组”与香港习惯称呼的“委员会”，在本质上没有分别，就是“独立调查巡视组”和“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差异。“巡视组”和“委员会”都不是司法机构，没有司法权力，可以说，他们各自必须通过司法体系或其他中共自己的党内纪律检查机制，才能对其调查结果就相关官员或事件进行裁决和奖惩。这种“独立”只是相对于受调查对象，它依然是行政体系中解决特殊问题的手段，隶属于体制之内。

既然如此，为什么香港政府或中央政府在思考这项工作时会如此犹豫？对于香港政府，这次事件显然来得突然，而且很快就转变为前线警员与激进示威者之间的勇武冲突，如果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将矛头只针对警队，其结论不会全面，甚至可以是极为误导的。这种安排《香港01》亦不认同。

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目的应该是找出这个“头”和“主”，它不是一次猎巫行动，更不应该是复仇计划。警队是在冲突发生之后介入事件，不可能是冲突的始作俑者；更何况如果警员只是在执行职务，或许在个别事件上犯错，甚至是严重的，“独立调查”既可以对个别人员的不专业行为予以惩治，更可以也应该还警队整体一个清白。我们认为警队在这一场混乱中更多是被形势摆了上台，而不是让情况如此恶化的始作俑者。

当然，从某些内地官员的视角，任何离开行政主导的“独立”组织，可能都会是其政治治理经验中所不习惯的。但或许中央政府应该借此机会，更好参与到这一次的“独立调查”中，既是更好认识香港社会的政治生态，亦从中思考是否有任何内地可以借鉴之所在。我们一直倡议“一国两制”必须从消极的过去转变为积极的未来，从以往的区隔式转变为今天的融合式，从被动掌握香港形势变化转变为主动参与这种变化。这一次反修例冲突的解决方法就应该用这种态度，更好衔接中央和香港之间的认知落差，而不是被某些官员的狭隘经验所左右。

《香港01》一直认为，逃犯条例修订只是将香港深层次结构挑战“幸运地”、“赤裸裸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将香港一直穿着繁荣稳定的“皇帝新衣”戳破了。我们从来就强调，如果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不直面香港的问题本质，在深层次结构中寻找问题的根源，只是在表象层面高谈阔论，香港的矛盾无法化解，只会将香港带进深渊。这种事情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不只是毁了香港一代人的前途，更可能断送极具创想的“一国两制”，甚至会延误中国正在高速推动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们认为，适当时候尽快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是解决香港当前困局的关键手段，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应该即时承诺这样做，并用较短时间筹组。中央政府可以“鼓励”及“指令”特区政府认真专业推动这项工作，并“督促”香港政府厘清“调查范围”，必须是全方位和直接寻找深层次结构根源，千万不能够“就事论事”，而是要“探本溯源”；不能够只求解决当下困局，继续拖延问题，而是要从结构底层质问香港的既得利益格局，提出具体与深刻的解决建议，争取绝大多数人满足于其调查结果。

对于市民，应该以解决冲突和撕裂作为一切要求的标准，这是我们的家，没有人比自己更想管理好它，大家更不应因为“条气唔顺”而错过了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这次冲突已经让全社会失去相互信任，不同的人都想“骑劫”事件，每日都有新争议，不论这是因为狭隘的政治利益，或者是一些人自认为掌握了最佳解决方案。出路只有市民团结，将焦点集中在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监察其成立，并且要求冲突各方完全放下所有激进行动，让社会将讨论集中在设立委员会上，然后在委员会阶段，根据调查进度，继续重申自己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