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无能　为什么甘作附庸？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引起的风风雨雨，使香港政治人物参政议政水平之低下尽露人前：泛民主派昧于意识形态，却无法再靠空洞政治口号打动人心，在社会冲突中沦为陪衬品：建制派更显得进退失据，参与决策者盲目为政府背书，一众代议士则严重误判民意，成为霸道政府的“共犯”。
诸如民建联等建制势力，长年积极在地区耕耘，理应对民生困顿了然于胸，对日积月累的深层次社会结构问题有所认识；再加上坐拥政府管治联盟这一优势，它们本可善用自身的政治及社会资源，主动出谋献策，促成政府大刀阔斧推动社会改革。然而一路以来，各建制党派却未有克尽己任，而是甘当政治附庸，困于既得利益结构之中，背弃社会大众所托。直白地说，“一国两制”迟迟未能在香港扎稳根基，这些缺乏腰骨的建制派难辞其咎。

若说泛民主派在反修例运动中沦为跑龙套，建制派则可谓风波里的政治小丑。他们本是管治联盟的重要板块之一，不仅获政府招揽入行政会议作施政决策，亦是中央赖以了解香港问题，了解社会民情的耳目。他们享有庞大的政治及社会资源，影响力毋容置疑，又在区议会与立法会占据多数议席，理论上亦比政府更理解市民的心态、同时也肩负为选民监察政府施政的重任。

然而观乎近月事态发展，建制派明显有负为政府审时度势的重托。他们从启动修例之初便赤裸展现只求为自身谋求政治资本或守护自身所属群体利益的行径漠视社会整体诉求。当政府无视民间焦虑及各种理性改良建议，用粗暴傲慢态度硬闯，使得一件原本意在完善跨境司法公义的好事变成激发民怨的劣绩时，他们依旧盲目为政府护航。

6月9日第一次数十万人计的大规模游行之前，民怨虽未全面爆发，但对政府蛮横作风的不满情绪已不断累积。可是，一众建制党派竟然未能洞察、甚至主动无视反对声音，大大小小的民意代表严重失职。正因如此，愚蠢的政府高官才会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粗暴修例。可笑的是，建制派亦非单纯的扯线木偶，尤其是在议会拥有议席的党派，他们同时顾虑选民观感，一旦风头不对，他们未必甘与政府共渡患难，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出卖”对方。当政府后知后觉宣布暂缓修例工作后，作为施政盟友的建制派便没有选择风雨同路，而是纷纷割席，不少建制中人顿时与政府显得貌合神离，在市民眼中如同演绎了一场惹笑非常的闹剧。

平情而论，建制派其中不少人确实真心实意想服务社会，可是他们身处庞大的既得利益结构，缺乏勇气与决心摆脱桎梏，结果是独立思想与判断不断消殆，自我矮化为政治过程中的橡皮图章。在既定的政治结构里，他们毋须时刻直视民众，要理解年轻人的躁动、诉求，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他们抱持菁英心态，自视过高地以狭隘视野指点天下，更往往适得其反，为民怨煽风点火。

近期一波波的示威冲突中，他们便多次妄下判断，甚至丑化、曲解大部分和平示威者的行动，对其背后诉求置若罔闻。结果只会加深他们与示威者的敌对。尤有甚者，他们甚至未有认真了解运动参与模式便胡乱作出政治判断，大放厥辞指控示威者受外国势力“操控”。此举既说明不了问题，更无谓地激化冲突，陷绝大部分和平示威者于不义，会误导政府错判形势，对社会整体有害而无利。

建制派的无能为力，还与他们身处的政治环境有密切联系。除了配合政府施政，他们还要与中联办打交道，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政治附庸”角色更为明显，而当后者长年错误认识和定义香港问题，错误研判民情，建制派只能无奈地成为陪葬品。中联办无疑要为这种错误定位承担最大责任，但建制派自身也需要有足够政治智慧，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及主动促进其积极实践，帮助中联办弥补官员离地的不足。

作为可在中央与香港之间发挥桥梁角色的政治力量，建制派是否摆正心态与位置，是否发挥应有的角色、挺直腰骨，都影响着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随着中央着手扭转一些官员长期以来对“一国两制”的僵化认识，放弃过往消极区隔的主调，改为重视积极融合，建制派面对着更大的挑战。

建制派若一味充当附庸，自然是没有出息，更愧对其在香港社会中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反修例风波恐怕已让他们提心吊胆，盘算着如何减少代价。示威人士鼓吹“血债票偿”，欲于未来连场选举中“踢走”建制派，年底区议会选举的选民登记人数创新高，印证有关说法并非流于空中楼阁。懂得害怕其实也是件好事。如果建制派能够全身心摆脱原来的桎梏，挺起腰杆要求政府推动全面而深刻的社会改革，打破既得利益结构、刀刃向内，构建真正重视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对其自身与香港社会整体而言，都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近日，两位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与叶刘淑仪分别为如何使香港社会走出当前困局提出解方，前者主张效法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后者建议借鉴法国处理“黄背心运动”的做法。两位此前因被指“盲撑”政府推动修例而饱受非议，就连建制阵营内部也有声音要求他们辞任行会之职。《香港01》亦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们失职，同时也认为香港与法国，乃至南非当年设立真相和解委员会的处境并不相同，难以简单照搬它们的经验，但我们也乐见两人想方设法为社会排忧解难。

只是，我们要再提醒，表面的伤痕或许容易抚平，但要真正根治由于经济结构长期扭曲而造成的沉疴，香港需要的是一剂重药，在房屋供应、青年发展空间、劳工保障等各个环节消除顽瘤。这些都应该是建制政党应该随手捡来的政策倡议，就看他们是否真正痛定思痛，彻底“站起来”，而不是继续做既得利益群体的打手和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