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无语  为什么会如此失败?

撰文: 评论编辑室
出版:更新:

“这边前辈言之凿凿说有大台,另一边前辈又话要搞大台、做啲嘢。其实可否聆听一下,现在流行语是:‘没有大台,各自爬山,不割席、不笃灰... ’连GPhone都out咗,银发族无大台,议员落场被人推开,急救队和医疗队都无大台。请大家不要做坚离地朋友,谢。”
被视为中间派的立法会议员陈沛然在社交媒体上如此说,可谓一语中的:一方面,泛民议员以为自己重新领导了这一次争论,但却被示威者一早就踢开;另一方面,建制派声称有“幕后大佬”其实是极其离地,不谙民情。为何本应是示威者同道中人甚至领军者的泛民主派,会又一次失去话语权,甚至被示威者嗤之以鼻?或者泛民政党和民意代表自身就是原因。

论反修例风波中泛民的角色,最显著的大概是5月法案委员会“闹双胞”事件。当时民主派最资深议员涂谨申看似赢得一些掌声,但事实上根本于事无补,只是让人有种台湾恶斗政治在香港议会上演的感觉。惟自6月出现游行和冲突之后,泛民几乎消失于公众视野。即使曾经出现6月12日民主党胡志伟的“我要见指挥官”及6月16日民主党议员邝俊宇的“最大武器是温柔”,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若说泛民在这场运动中只是一个花瓶,属于路人甲,相信没有谁会反对。

这个现象当然有其历史背景。2014年占领运动发起的是“占中三子”和泛民,最后主导的是学联和学民思潮。泛民当时更已被逼到“大台”的角落,只保留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到了运动后期,反客为主的“双学”自己也遭了“拆大台”的挑战,而年轻人不接受传统泛民领导,而是自己站出来,后来更参与立法会选举,要进入建制。这本来是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然而当他们不切实际地去踩“港独”这条红线,社会又如何可能接受,陪他们冒险?

在这一次反修例冲突中,由学民思潮骨干创立的香港众志亦被新兴政治力量所“拆”,“无大台”成为运动主调。正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这就是反修例运动的最讽刺状况。“无大台”事实就变成“无政府”,当政府转过头希望找人对话,平息事件,结果是无人胆敢接招,学生不敢,泛民政党和政治人物也都“谦虚”起来。当不论是议员和政党都无法获得代表性,最后泛民只能够自嘲,或许这就是民主。

在8月8日举办的第二次“民间记者会”上,发言人多番强调民间抗争活动没有大台,促政府正视“五大诉求”。(欧嘉乐摄)

“无大台”其实不代表泛民不想有角色,只是示威者不愿意自己“被代表”。原因其实简单,泛民一直的表现让其传统支持者感到羞愧,既因为泛民只懂得叫口号,不断像念经一样提出要求普选,有人甚至讽刺说,泛民连娶不到老婆都归咎于没有普选。这种印象又如何满足追求更多具体改革的年轻人?他们恐怕会问,泛民没有能力争取“真普选”,为什么不可以先做其他改革?泛民是否只懂得叫政治口号,却不知道如何推进社会改革?当泛民的言行如此空泛,年轻人又如何会让他们代表自己?

香港的“和理非”从来是泛民的基本盘,而负责筹组以“和理非”为骨干大型游行的民阵,成为泛民党派的“白手套”,各方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参加,对游行“各取所需”。然而,因为泛民丢失了道德高地,被政治现实抛弃,“和理非”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为反修例运动中“勇武派”利用和作为掩护的对象,这不是“合作”,而是“劫持”。这种状况只能够说泛民的失败,自己的腰骨都直不起来,连“和理非”都要跟着陪葬。

平情而论,泛民在社会上愈来愈靠边站,当然有其制度原因,但更关键的是泛民本身不切实际,把所有时间投注于政府无法解决的政制议题。问题是,如果泛民连领展私有化都可以接受,他们对社会结构矛盾又会有多少认识?连认识都没有,又如何拥有能力去解决当前经济结构所造成的香港社会公平正义困局?既然如此,将自己的困局用制度的不足来解释,就显得缺乏说服力。

从这个角度看,反修例运动、反政府示威,理应是泛民最有机会发挥的场合。然而,正因为他们无法让民众认同自己有能力和影响力,在最近的街头政治中,自然亦不会觉得他们有何权威值得示威者尊重。对于广大的“和理非”,泛民是“进不得”——他们对社会现状有着无力感,不知如何推动政府革新,而泛民更拿不出任何有意义的进步方案;对于运动中的“勇武派”,泛民是“退不了”——他们明知暴力冲击不是出路,甚至会断送运动和示威者的前途,但却无法亦无勇气进行劝退。

5月6日,民主派不同意石礼谦取消会讲的决定,自行开会。期间新民党容海恩冲入会议室,手持“这个不是会议!”纸牌抗议。(罗君豪摄)

7月1日的立法会冲击或许就是这一次运动的分水岭,梁耀忠、林卓廷等泛民议员尝试阻止“勇武派”冲撞玻璃门,却在媒体的镜头面前,被情绪高涨的示威者强行拉走。此后,社会愈来愈少见泛民议员劝阻“勇武派”。这种场面跟几年前占中运动的情况如出一辙。

7月中旬以来,激进示威者的武力逐渐升级,包括在警署外和内纵火,以投石等方式挑衅警方,完全不考虑市民生活需要地随时随地堵塞交通,阻碍他人出行上班,等等。泛民每每都是在警方准备清场时走到前线要求警方克制,看似试图控制局面,但明眼人都知道,到最后才出来充当“和事佬”为时已晚。不少人甚至认为这只是政治“抽水”,食“和理非”和激进示威者“豆腐”,而驱散、清场、冲突、被捕等“戏码”,继续循环上演。

在资讯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民众抗拒“大台”、不想“被代表”或许是常见之现象,但泛民完全没有改变形势的能力,只能任由社会运动走样、变形。如果连民选代表都无法获得群众支持,那什么是代议政治?没有代表,社会又如何获得共识,七百万人真的能一起讨论政策吗?或许“去大台”本身就告诉泛民,粗陋的政改口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必须更全面思考社会的挑战,而不要像一些基本教义派,只知道呼喊陈旧的口号和提出无聊的要求,唯恐天下不乱。市民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多听几次就意识到空喊的口号只是废话。如果泛民持续只提供口水,没有真材实料,结果只会被不断“拆大台”。